刘知远交代给郭威朝廷的底线:只要白承福愿意回心转意,后晋中央政府愿意给他一个节度使的位置。

    郭威实地考察之后,报告刘知远,说不用那么破费,我们太拿这帮蛮夷当回事了,安重荣只不过就是给了他们一点破衣服而已,就把他给收买了,给啥节度使呀,多给几毛钱就妥了。

    得知真相的刘知远哭笑不得,心说这帮没见过世面的鞑子!于是告诉白承福说:中央已经把你们的牧场割让给契丹人了,如果你们不愿被契丹人统治,那么中央就另外给你们划分一块儿新的牧场,你们现在是帮助国家的叛徒安重荣!安重荣已经沦为过街老鼠,被天下所唾弃,朝不虑夕,眼看就要完蛋,你们如果不及时更正立场,只会跟他一起覆灭,到时候你们既不能回北方,也不能留在南方(中原),你现在可要三思啊!

    白承福大为恐惧,急忙表示自己不太了解中原的内政,并且跟安重荣不熟……然后就率领他的部落投奔到了河东,向刘知远表示归附。

    刘知远上表朝廷,把白承福的这支吐谷浑部落安置到岚、石二州之间,并表奏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虚衔,此时的大同辖境均在“幽云十六州”之内,已属契丹)。这支吐谷浑部落中的精锐骑兵,全部被刘知远编入自己的部队。

    如此一来,白承福的吐谷浑部落与安重荣划清界线,明确站到了中央朝廷这边。与此同时,鞑靼、契苾等部落也没有回应安重荣的联盟请求。

    人们这才发现,安重荣早先吹嘘的什么北方各游牧民族不堪契丹盘剥啦、纷纷揭竿斩木啦、各部落联合请求中原出兵伐辽啦、身陷蛮虏的汉人多么思念故土啦……全是安重荣的自导自演,一厢情愿。

    北方的各游牧部落的确遭受契丹的盘剥,但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非新近才有,这是草原上的生存法则,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在获得优势后,必然要压榨其他弱势民族。所以绝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嘴上有怨言,但都属于发发牢骚,总体还是可以忍受的。

    至于白承福的这支吐谷浑部落,则是因为其他某些原因,白承福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契丹、后晋、安重荣三方之间做政治投机,刀尖舔蜜。他成功了,摇身一变,成后晋的节度使了。

    安重荣空穴来风,借题发挥,拿着司空见惯的几句牢骚话疯狂炒作,掀起了轩然大波,但随着白承福的弃暗投明,安重荣的谎言不攻自破。

    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裸泳了。安重荣成了独夫民贼。

    2,欲擒故纵回马枪

    天福六年(941)7月,在石敬瑭离开汴州去往魏州的时候,就已经与端明殿学士和凝制定好了应对襄州安从进的策略。

    随着石敬瑭指挥中枢的北移,南面的安从进极有可能趁虚而动。和凝建议给汴州留守石重贵留下十几张空白的诏书和调兵指令,一旦安从进有所动作,石重贵只需临时填上姓名,就可派兵征讨。石敬瑭接受。随后就极为高调地宣布北幸魏州。

    11月,安从进果然发动了叛乱。派兵北伐,进攻邓州。

    唐州刺史十万火急飞书汴州,奏报紧急军情。汴州留守石重贵立刻启动应急预案,派张从恩、焦继勋、郭金海(突厥人)、陈思让等,率领中央大军南下,跟申州刺史李建崇的地方军队会师。

    紧接着,石重贵又调发了第二梯队的平叛力量,命洛阳留守高行周挂帅南下。

    中央朝廷的军事部署很快出炉:高行周为主力部队总司令,宋彦筠为副总司令,张从恩为监军;先锋部队主将由突厥将领郭金海担任,陈思让为监军;石敬瑭又命魏州留守李德珫为汴州留守,替换回石重贵。

    石重贵与李德珫调换的命令很值得玩味,石敬瑭是保护他,还是监视他,见仁见智。我个人认为是后者,因为石重贵留守京师,手中握有十几张空白的诏书、调兵指令,对石敬瑭来说是个无比巨大的威胁,其威胁程度远超南北二安。当应急预案启动后,石重贵只是僵硬地执行石敬瑭事先制定好的应急预案,一旦完成,就要立刻把他调到身边,严加看管,以防“皇太子”忽然有了其他想法。

    石敬瑭真的很不容易,防火防盗防儿子。

    安从进攻击邓州,邓州威胜军节度使安审晖闭城坚守,安从进久攻不下,于是解围而走。安从进要趁石敬瑭在魏州对付安重荣的时候,发动闪击战,趁虚而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耗不起。

    安从进有两条北伐路线,一个是正北面的邓州,另一个选择就是稍微偏东一些的唐州,这两个地方是洛阳、汴州的第一道防线,其后就是许州,过了许州,大业可成。

    在邓州无法快速攻克的情况下,安从进选择此路不通、绕行他路,从邓州解围,往东迂回,想通过唐州北上,结果刚走到半路,在邓州与唐州之间的花山,就与郭金海的先头部队遭遇。

    安从进大为惊骇,闪击战居然成了伏击战。只能手忙脚乱地仓促应战,结果可想而知,叛军大败,一万多人被歼灭,安从进的儿子安弘义被生擒,山南东道节度使印信被缴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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