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石敬瑭是汉奸。

    这是永远无法翻案的。石敬瑭借助外国势力推翻本国合法政权,并且割让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主权,无论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他也是无可争议、如假包换的大汉奸。

    也有人提出反对,说他不能算“汉奸”,因为他不是汉人,而是沙陀人。这就矫情了。不管他是什么民族,是汉人也罢,是胡人也罢,总之,他出卖的是中原汉地的利益,代表中原汉地之主、代表中原汉人,割让了中原汉地,那他就是“汉奸”。

    尽管他在上位之后,励精图治,一心经营中原,也有摆脱契丹控制的想法和作为,但这都改变不了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事实。

    那么,汉奸石敬瑭真的一无是处、乏善可陈吗?

    我个人认为,《旧五代史》的盖棺定论就非常中肯,是主流史学界客观公正的评价:“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仁慈恭俭之主”这个评价相当高了。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割让幽云十六州的话,那么“五代第一贤君”的称号恐怕就不是后周世宗了。

    石敬瑭究竟是个怎么样人,怎样的君主?

    据史籍记载,石敬瑭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沉稳干练,成熟暖男+1。喜读兵书战策,是个有脑子的勇将,可以独当一面,崇拜的偶像是李牧、周亚夫。

    李牧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前半生是抗击匈奴的民族英雄,后半生致力于对抗秦国,他的存在使得秦国无法吞并赵国,故而民间流传着“李牧死,赵国亡”的说法;

    周亚夫,汉初名将,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七国之乱”。

    石敬瑭的一生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称帝前,称帝后。

    称帝前,石敬瑭就是这样一个人狠话不多的儒将,李嗣源就非常欣赏他,于是将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在推翻后梁的战争中,石敬瑭屡立奇功。李存勖曾抚其背,赞他虎父无犬子。

    石敬瑭崇尚节俭朴素,不喜欢歌舞升平,即便是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穷奢极欲,经常穿着最廉价的粗布衣服和麻鞋。这是他的加分项。

    身为皇帝,贵为天子,他没有放飞自我,何止是“996”,他几乎全年无休,史籍说他勤于政事,旰食宵衣,意思是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工作,夜深的时候才休息。

    正因为有了这些优良品质的加持,才使得他保全社稷。

    石敬瑭在位的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本身接手的就是李从珂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缺钱缺粮,所以石敬瑭的节俭朴素一方面是为了作秀,另一方面也是受客观现实所迫,他铺张不起。

    而各地的叛乱更如雨后春笋,除了我们重点提到的范延光、李金全、安重荣、安从进之外,西北地区、河南地区都有大小不一的叛乱。兵连祸结,苦不堪言。

    除了这些政权内部的困难,石敬瑭还要应对契丹爸爸的指手画脚,与原始殖民主义做斗争。所以他旰食宵衣也是被逼无奈。

    但我们也不会因此抹杀他的这些加分项,毕竟有些统治者是不负责任的,在民不聊生、万物凋敝的情况下,仍然坟头蹦迪、接着奏乐接着舞,“何不食肉糜?”石敬瑭最起码知道励精图治,为了江山社稷呕心沥血。

    在这样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局势中,石敬瑭当了七年皇帝,在位时间是五代时期的前三名,与“明宗盛世”的李嗣源并列。

    石敬瑭虽然是武将出身,却是军阀中罕见的仁慈温厚之人,史书说他“礼贤从谏”,无论当皇帝前还是当皇帝后,他始终没有抛弃这个优良品质,礼贤下士、虚怀纳谏,比李从珂要强的多。

    比如上文提到的在“张彦泽巨案”中,尽管气得他失态,当场爆粗口,尽管被李涛噎得一句话说不出来,也只是拂袖而走,拍屁股走人,也没有像李存勖、李从珂那样,动不动就抡刀、弯弓,杀劝谏的大臣。

    如果仅看这些,我们确实可以说,石敬瑭是个好皇帝。权威正史给的盖棺定论都是“仁慈恭俭之主”。

    然而无论怎么绕,也绕不开他的卖国行径。

    《旧五代史》说石敬瑭迎请契丹救兵,就是饮鸩止渴。

    注意,《旧五代史》在夸他是“仁慈恭俭之主”的前面,有个重要前提:“倘使非由外援之力”。很严谨,假如石敬瑭没有求援契丹,没有割让幽云十六州的话,他才能配得上那个美称。

    石敬瑭也因“以父事契丹”,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儿皇帝”,被骂做认贼作父、厚颜无耻。

    在他执政时期,也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石敬瑭是个非常软弱、怯懦的胆小鬼,处处妥协,处处忍让,怂的一批。以至于安重荣在谋反前就敢公开羞辱他,骂他不是个纯爷们儿。

    其原因,我们早就分析过了,还是那句话,时局所迫。别忘了,石敬瑭是武将出身,他的功名都是一刀一枪从死人堆里拼出来的,跟随李存勖打天下的时候,经常带着十几个、几十个骑兵冲入敌阵,英勇异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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