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部落不堪其扰。白承福便与自己的副将白可久商议,打算找机会脱离后晋,投奔契丹。

    这非常讽刺,吐谷浑当初背叛契丹,内附中原,就是因为要躲避契丹人的欺压,如今,短短几年光景,吐谷浑人宁可回契丹受欺压,也不愿留在中原沐浴浩荡皇恩。可见刘知远对人家的欺压到了什么程度。

    开运三年(946)4月,白可久借口去北面牧马,带着他的部众越过边境,叛逃到了契丹。比孙方简早一个月。

    叛而复归的吐谷浑部落受到了耶律德光的高度重视,立刻任命白可久为云州观察使,副省级干部,以给白承福做个榜样,让他放心大胆地脱晋入辽。白可久契丹之命,派人游说白承福,劝他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来北方草原享受荣华富贵吧。

    刘知远在亲信爱将郭威的建议下,上疏朝廷,拿白可久叛逃说事,说这帮吐谷浑人反复无常,留在边境绝对是个祸患,不如把他们迁到内地。

    朝廷深以为然,于是把白承福的部队(一千九百人)调离太原,安置在河阳辖境内。

    等吐谷浑的部队被调走后,刘知远又摆下鸿门宴,邀请老朋友白承福等吐谷浑部族首领们来太原城内居住。失去军队的光杆司令白承福自然是万分感激,感叹祖国处处有亲人,感谢刘知远的收留。

    刘知远却上疏朝廷,诬陷白承福等人企图叛变,随后派军队包围了他们的别墅,大开杀戒,无论男女老少,通通诛杀,一个不留。白承福等五位首领被屠灭满门,共有四百余人被杀。而他们的财产也全部落入刘知远手中。

    石重贵还特意下诏褒奖刘知远,感谢他为帝国成功平叛。

    从此之后,吐谷浑部落一落千丈,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吐浑遂微,不复见)。

    吐谷浑部族的一把手白承福虽然被刘知远团灭,但吐谷浑二把手白可久却成功带领族人投入到契丹的怀抱。

    史籍记载,白可久这一走,“诸侯咸有异志。”

    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说明暗处的蟑螂已经满了。白可久的叛逃撕去了后晋政权在民族政策上的伪装,后晋统治者没有了大唐“天可汗”的胸怀,少数民族离心离德,纵然留在中原境内,也与中央朝廷三心二意。

    白可久部族虽然不能在军事上给予契丹太多的支持,但作为一笔政治资源,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最起码,他给契丹提供了一个南下的理由,契丹人可以高举民权的伟大旗号,找后晋讨说法。

    4,赵延寿

    赵延寿是后晋政权的噩梦,不离不弃,伴随始终。

    赵延寿与后晋政权之间有深仇大恨,国仇家恨,有错失江山社稷之恨,有间接杀父之仇。灭掉后晋,取而代之,是赵延寿毕生的追求。

    如今,耶律德光金口玉言,许诺一旦灭掉后晋,就让他做中原之主。这让赵延寿在推翻后晋的伟大事业上又有了新的动力。

    在之前的两次战役中,赵延寿无疑是出力最多的将领,“灭晋急先锋”的称号当之无愧。特别是二次战役后,所有参战将领都受到了数百军棍的责罚,唯独赵延寿免受责打,因为他是耶律德光口中那个唯一立有功劳的人。

    翻看整个“晋辽大战”,特别是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战役,赵延寿毫无疑问功居第一。我们马上就要一睹这厮的风采。

    开运二年(945):

    12月,契丹在云州捕获后晋的间谍;

    开运三年(946):

    3月,吐谷浑派人送来人口一千户;

    4月1日,吐谷浑部落二号人物白可久叛投契丹;

    5月,孙方简携“狼山好汉”归附契丹。

    于是在6月份,耶律德光拜谒了先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墓,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开光”;

    7月,耶律德光下诏全国总动员,集结全国兵力;

    8月,耶律德光御驾亲征,携大辽国全国健儿,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南下,第三次战役打响。

    与前两次不同,后晋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耶律德光无法实施“闪击战”。让我们转移到后晋的视角,回溯这半年多的时间:

    开运三年(946)正月,贝州永清军留后梁汉璋就奏报朝廷,“蕃寇屯聚,将谋入寇”,随后定州奏报“契丹入寇”。

    警报一直在响,石重贵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正月,石重贵诏令李守贞率兵巡视北方边境;

    2月,诏令滑州皇甫遇率兵押运粮草到易州、定州等边境城镇;

    3月,任命皇子石延煦为澶州节度使,把太子爷放到前线,接受战争的历练,积攒人脉、资历、声望,为将来承继大统做准备;

    6月,定州奏报“蕃寇压境”;诏以李守贞挂帅(北面行营都部署),皇甫遇为副司令,张彦泽为骑兵总指挥,李殷(时任定州义武军节度使)为步兵总指挥。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石重贵显得胸有成竹,在河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在紧张应对的时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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