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的难题在于既要大张旗鼓高调地向关西地区秀肌肉,又要让二人相信自己不是假想敌。

    想打瞌睡有人送枕头。

    回鹘部落派来使节,控诉党项部落经常劫掠他们的进贡使团,请求天朝上国维护正义。于是,刘知远就派禁军将领王景崇率领数千禁军出征党项,借着维护贡路的名义,向关西地区施加军事压力。

    王景崇出发前,刘知远把他召进卧室,屏退左右,私下密嘱:“赵匡赞、侯益的真实想法尚不明确,你去了之后一定要先观望。假如他们真的启程来汴州,你就不要有动作;假如他们拖延磨蹭,你就要见机行事了。”

    刘知远自认为这是个万全之策,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留个儿子的一个大大的定时炸弹。

    因为王景崇西行的公开任务是清剿劫掠贡路的党项流寇,震慑甚至干涉长安、凤翔是他的秘密任务,这个秘密只有刘知远一个人知道。一旦刘知远驾崩,那么王景崇在西部边陲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就会被误会。

    王景崇就好比是打入黑帮内部的卧底,而刘知远是唯一知道他警察身份的警官。刘知远死后,王景崇就真的成了黑帮分子,很难洗清。

    同时,王景崇的“卧底”任务也没有具体的安排,而是自由度相当高的“便宜行事”,不必向汴州方面请求指示,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

    王景崇是正月上旬带兵出发的,几天后,刘知远就病重,当月就驾崩了。定时炸弹就此埋下,这是后文的关键伏笔。

    赵匡赞应该是真的悔过,李恕还没返回长安,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东归的路,不管刘知远原谅不原谅了,我就去汴州了,要杀要剐随他便吧。

    赵匡赞于正月二十六日(刘知远驾崩前一天)抵达汴州。

    随着赵匡赞的离开,王景崇顺势接管长安,维持地方秩序。这时候,后蜀的接应部队已经进入到了八百里秦川,即将逼近长安。

    王景崇只带了几千禁军,担心兵力太少,于是就调发长安本地的驻军以及赵匡赞留下的牙兵,但他又担心这些关西士卒不愿卖命而逃亡,于是打算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王景崇非常谨慎地先故意“走漏”一点风声,试探军情民意,结果一位名叫赵思绾的军官率先积极响应,表示愿意做一个刺字的人,为大伙做个表率。

    见到地方军队如此配合,王景崇非常高兴。可他的副将齐藏珍却暗中提醒他,说赵思绾这人凶恶残暴,难以控制,最好杀了他,以防后患。

    王景崇没有答应。

    也许王景崇发自内心地认可齐藏珍的说法,但他真的不能采纳齐藏珍的建议。赵思绾不仅是地头蛇(地方军队的代表),更是率先响应号召的好员工,帮助缺乏群众基础的空降领导树立威望、统御群众的好员工,如果无故而杀之,王景崇如何在关西立足?

    后蜀这一次是兵分三路,分别接应后汉的三位叛逃者:秦州何重建、凤翔侯益、长安赵匡赞。

    王景崇在得到地方军队的支持后,率军主动出击,在子午谷对后蜀军队予以迎头痛击,俘斩三千人,后蜀军队败退,撤退到秦岭以南。

    后蜀的中路大军由降将张虔钊率领,出大散关,渡渭水、过宝鸡、接凤翔。当他们抵达宝鸡,与凤翔近在咫尺的时候,内部意见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随着王景崇反击的推进而持续发酵,并最终导致了后蜀这次北伐的败退。

    张虔钊的遭遇非常典型地展示了后蜀内部的分歧与矛盾:

    1,尴尬的身份背景

    张虔钊是降将。李从珂反凤翔时,他奉闵帝李从厚之命,率军征讨,兵败,投奔后蜀。

    当时后蜀的统治者是孟知祥。孟知祥非常重视张虔钊的弃暗投明,一来是因为张虔钊有勇有谋,是后唐时期有名的将帅,深受明宗李嗣源的器重;二来是他可以成为后蜀向关西染指的急先锋。

    可是现在后蜀的统治者是孟知祥之子孟昶。

    降将——先帝时期的,这两个标签造就了张虔钊在后蜀的尴尬地位,成为接下来一系列矛盾的核心。

    后晋末年,张虔钊终于等来了立功表现的机会,孟昶打算趁乱吞并关西地区,便让张虔钊挂帅,率领数万大军,旌旗绵延几十里,浩浩荡荡问秦川,结果刘知远称帝入汴,稳定了中原,孟昶下令收兵,张虔钊无功而返。

    如今,后蜀再度出兵,虽然仅与上次相隔不到一年,但蜀兵的部署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比如,几个月前,张虔钊是关西项目的总负责人。然而就在几个月后的今天,关西项目重新启动,但项目整体已经被拆分成三个模块儿:秦州、凤翔、长安。张虔钊只负责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权力至少被削减了三分之二,由项目总经理沦落为部门经理。

    而且,即便是其中一路,张虔钊也未获得绝对的话语权,主子孟昶给他安排了两个“副经理”——韩保贞、庞福诚。

    看一眼二人的简历,就知道孟昶的用意了:

    韩保贞,孟知祥的河东嫡系,跟随孟知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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