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领导就是租庸使孔谦。当时李存勖连年征战,急需后勤补给,只要能筹措到钱粮就行,而不管官吏使用什么办法。孔谦就是他的得力管家,出色的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同样不择手段、按时超额完成任务的杨邠,自然就是孔谦的得力助手。

    依靠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裙带关系,杨邠官运亨通,节节高升。然而孔谦落马后,杨邠也随之进入到人生低谷期。在聚光灯下销声匿迹。

    等他重出江湖的时候,已经傍上了刘知远。刘知远坐镇魏州的时候,用他为都押衙,成为了刘知远的警卫官。

    而等刘知远称帝后,直接任命他为枢密使,迎来了人生巅峰。

    2.2与文官集团的恩怨

    “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与苏逢吉等内相排忌。”

    前文说,苏逢吉大肆受贿,卖官鬻爵,搞得后汉官场一片乌烟瘴气,杨邠对此深恶痛绝,经常对身边人抱怨,说要这些文官有什么用?国家靠的是甲兵强盛、府库充盈,这帮自诩为文官的东西不过是国家的蛀虫!

    在日常工作中,杨邠处处针对苏逢吉,凡是苏逢吉的奏章,杨邠能驳就驳,能拖就拖,特别是在人事任免方面。

    显然,杨邠挡住了苏逢吉的财路。苏逢吉怀恨在心,于是就想把杨邠排挤出中央,他比较阴险,没有选择正面硬刚,而是找了一个傻乎乎的鸟枪,当做他的马前卒。

    他找的这个人名叫李涛,就是那位曾经硬刚石敬瑭,坚决要求处死张彦泽的耿直谏官。在苏逢吉的怂恿下,李涛上疏,大意是说帝国西部战事吃紧,必须要派有能力的、值得信任的大将前往镇守,比如杨邠同志和郭威同志,他们都是开国功臣,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央的琐碎事务,交给宰相苏逢吉和苏禹珪就醒了。

    当时是乾祐元年(948)3月,杨邠与郭威同为枢密使,而当时还没有地方藩镇兼枢密使的先例,所以李涛的意思就是要罢免杨邠、郭威的枢密使,并外放到西北;并由宰相苏逢吉、苏禹珪兼任枢密使。

    杨邠听说后,跑到太后面前哭诉,“我们追随先帝多年,刀头舔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建立了大汉,而今,皇上听信奸人谗言,要把我们外放到西北边陲。就算皇上认为我们没有能力胜任现在的官职,也请太后看在先帝的份儿上,让我们先把先帝安葬,再去边疆不迟。”

    大老爷们儿在太后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后为之动容。

    太后把刘承祐喊过来,怒斥一顿,“他们是对帝国有功的大臣,怎能随便驱逐出中央?你为什么要听信谗言!”

    刘承祐吓得两腿战栗,急忙辩解,“这……这是宰相们的主张……不是我的意思。”

    太后余怒未消,“哪个宰相?让他给我滚进来!”

    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不仅敢怼天怼地怼空气,还特仗义,主动帮苏逢吉挡枪,一人包揽了全部罪责,“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与其他宰相无关。”

    于是,刘承祐下诏,罢免李涛的一切官职,回家面壁思过。

    郭威建立后周,才重启了勇敢正直的李涛,官至户部尚书;北宋建立后,官拜兵部尚书,北宋建隆二年(961)病逝,享年64岁,追赠右仆射。

    谁都知道,单纯的李涛是被某些人利用了,哪些人呢?比如不愿意透漏姓名的苏逢吉。显然,仅仅罢免一个李涛,是不足以平息杨邠的怒火的。

    杨邠等人随即展开反击。

    4月,刘承祐跟左右侍从商议,说外放杨邠、郭威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办事欠斟酌,惹恼了太后,不管怎么说,还得自己出来帮忙擦屁股。怎么擦呢?就是给杨邠、郭威等擢升,借以表明自己真没打算压制、排挤他们,也好让太后息怒。

    左右侍从也非常反感苏逢吉等文官们的独断专横、卖官鬻爵,于是一致称赞刘承祐皇上圣明。

    于是,刘承祐下诏:杨邠同志不仅保留枢密使,还要兼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郭威同志由枢密副使升枢密使;王章同志加宰相衔。

    敲黑板,划重点:杨邠兼吏部尚书。

    吏部,专门负责官员们的任免、考核、升降、勋爵、调动等工作,为六部之首,俗称“天官”,专门管官的官。

    如果说杨邠之前只是苏逢吉受贿路上的绊脚石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拦路虎、南墙了。彻底断了苏逢吉的财路。

    刘承祐明确指示,今后中央宰相办公厅(中书)颁布的任何人事命令、以及各部的全部奏章,都必须经过杨邠同志的批准。

    这句话的作用就不是一堵墙了,而是一口棺材。从此之后,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三位宰相就成了摆设,杨邠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只要杨邠不点头,三位宰相的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

    在杨邠的强势干涉下,即便是县政府的临时工(县吏)或县派出所的辅警,都必须经过杨邠的点头。

    杨邠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根本不可能处理好三位宰相的工作,而且他原本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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