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峻听说后,飞书上奏,说我之所以逗留,不是畏敌不前,而是避敌锋芒。晋州城池坚固,不是那么容易被攻克的,而刘崇此时士气正盛,不宜与之正面硬刚,只需等待些许时日,他们久攻不下,士气衰减,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时我再突然杀入,敌人必然土崩瓦解。

    在奏章最后,王峻又指出:陛下刚刚登基,不能轻易离开汴州,一旦御驾亲征,那慕容彦超趁虚进入汴州,我们岂不凉凉?

    看罢奏章,郭威抬手给了自己一计耳光,“我怎么这么糊涂!”当即宣布取消亲征。

    王峻从汴州出发一个多月后,才缓缓来到绛州,又过了五天,才向晋州徐徐进发。

    在绛州与晋州之间,有个叫“蒙阬”的地方,地势最为险要,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涛涛河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峻最担心刘崇会在此驻扎重兵,他忐忑不安地等待探马的消息。很快,探马来报:蒙阬无一兵一卒驻扎,前锋部队已经安全通过。

    王峻激动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刘崇真是不会打仗,大事可成!”

    此时,已经是农历腊月,天寒地冻。北汉与契丹联军在晋州北面驻扎了五十多天,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周围的百姓也已经将人员和物资进行了转移,联军失去了供给,又逢大雪纷飞,联军士气低落。

    刘崇尚有一丝消灭后周的信念支撑,可契丹军是“雇佣军”,是需要看到短期高额回报的政治投机商。相比较而言,契丹军队的士气更加低落。

    当王峻的援军越过蒙阬的消息传来,契丹大军立刻烧毁营寨,连夜撤离。失去强力盟友的河东军,士气也濒临崩溃。

    王峻大军进入晋州战场,诸将纷纷请求出战,然而王峻按兵不动,等到第二天才派药元福、康延沼等人率骑兵攻击。

    失去契丹盟友的北汉军队溃不成军,死伤惨重。康延沼担心遭遇埋伏,停止追击,坐视北汉残军败逃。

    药元福指出,刘崇倾全国之力、携契丹援军而来,志在吞并晋、绛,如今,他们气力耗尽,如果不能趁此机会歼灭其有生力量,势必后患无穷。

    然而其余将领都不打算追击,总司令王峻也派来使节,命令班师。

    就这样,北汉第二次南下又以失败而告终。

    王峻的谨慎保守是有原因的。军人要考虑的如何打的问题,而政治家考虑的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首先,是从军事角度考虑。

    如王峻所说,晋州城池高大坚固,不会被轻易攻克。那么太原呢?太原的城防体系比起晋州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后周取得了晋州战场的胜利,以目前的实力,后周绝不可能一口气吞并河东。

    军人和政治家都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能被一次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而变得鲁莽冒进,也不能被一次失败的沮丧打击得蔫头耷脑。

    其次,是外交的筹码交换。

    郭威的敌人不仅仅是河东刘崇,如王俊提到的,东面还有个兖州慕容彦超,他是后周境内的定时炸弹;

    除此之外,淮南自后汉时期就蠢蠢欲动,欲借中原内乱趁火打劫;

    当然,后周考虑的最多的,是中原人民的老朋友——契丹。郭威并不想与契丹彻底撕破脸皮,当今阶段与契丹的矛盾升级,不符合后周的总体利益。

    自唐末以来,特别是耶律阿保机建国以来,契丹始终是中原无法忽视的一股力量,契丹对中原的政治态度将对中原王朝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契丹的这种影响主要是源自其搅屎棍的角色定位。

    契丹不是中原事务的仲裁者,而是拿着北汉敲后周的竹杠。价格跟北汉的实力直接挂钩,如果北汉实力强,那么契丹就可以漫天要价,直至像帮助后晋灭后唐一样;而现在,北汉是烂泥扶不上墙,所以后周把价格调低到了每年十万贯。

    十万贯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在今年(951)的4月,郭威刚刚下了一道诏书,规范了部分地方官员的薪水,正好可以参照一下:

    “防御使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食盐五石,马十匹草粟,元随三十人衣粮……刺史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盐五石,元随二十人。”

    而河东刘崇因为国力虚弱,北汉的公务员工资更低,宰相每月一百贯,节度使每月只有三十贯。

    另一个参照,就是在郭威南下称帝的时候,刘承祐给部队官兵发放的犒赏,每人一次性赏赐二十贯。二十贯虽然不多,但别忘了这是每人都有,部队的人数要成千上万的,就算只有一万人,也是二十万贯,这还只是按士兵和低级军官计算,高级军官可不是二十贯能打发的。

    可以想象,如果区区十万贯钱就能换一个天下太平,那么无疑将是后周的伟大胜利。

    所以只需要让刘崇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让他无功而返,把他的孱弱无能暴露给契丹,就是郭威的最大胜利。

    而如果郭威穷追不舍,给予契丹军队重创,就会激起契丹内部的主战声音,新登皇位的耶律璟即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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