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女儿，这怎么可能？
第三，如果朝廷上无人劝说和阻止，那还可以解释成在恼怒之下的一时冲动，但劝说和阻止者及时出现了，特别是大臣肯特，不仅身份显赫，而且用语强烈。除肯特外，还有宫廷丑角即“弄臣”的慧语黠言。但李尔王不仅没听，反而对肯特问罪。
以上这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莎士比亚几乎成了一个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不顾正常逻辑的剧作者。这样的错误如果由一个初写剧本的青年作者来犯，那还说得通，但这是莎士比亚，而且是充分成熟的莎士比亚。退一万步，这样的错误如果出现在莎士比亚随手一写的粗疏剧作中，那也能让我们痛苦接受，但这明明是他的“四大悲剧”之一，是他走向伟大的里程碑。因此，就无论如何也无法作出圆满回答了。
那么，这儿必有隐情，这儿必有潜藏。只有潜藏在后边的内涵，才合乎莎士比亚的真实水平，才合乎世界名剧的真正高度。
我读到一位欧洲导演对《李尔王》的阐述，才明白发掘这种潜藏的内涵是高层艺术家的一种默契。
简单说来，在分国土的那一天，李尔王心里很清楚，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但是，他还是明确地褒奖了虚假，严惩了真诚。
在中国古代朝廷上，皇帝在怂恿奸臣、虐杀忠臣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奸臣说的是假话，忠臣说的是真话。
莎士比亚不小心把全世界的朝廷悖论全都囊括在里边了。
皇帝为什么要杀忠臣？理由是，处于君临万方的极位之上，真实和真诚对他无用。他需要的，是排场，是仪式，是典礼，是脸面，是一种言不由衷的欢呼，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安慰。那天在朝廷之上，大女儿、二女儿符合了他的这种需要，而小女儿则破坏了这种需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他感受到真实和真诚的需要呢？答案是，在他被剥夺极位，成为普通人之后。莎士比亚果真这么做了，李尔王被剥夺了一切，剥夺得非常彻底，甚至成了“人类在草昧时代一个寒碜的的两脚动物”。只有在这个相反的极端上，他才感受到了普通人性的重要。这个差异实在太大，因此他疯了。他已经做不了正常人，却以生命的突变验证了正常人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人文主义者的应有等级。
认识他真难，但我们终于认识他了。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第一号人物，当然有他特别的深刻性，但他又有一副最通俗的外表。
莎士比亚藏在作品内层的等级不是猜测出来的，而是留下了太多的证据。例如，在分国土的当口上，李尔王面对小女儿的忠实勃然大怒，说“那么，就让你的忠实做你的嫁妆吧”，可见他当时完全不需要忠实。因此，当小女儿在最后见到他时喊一声“您还认识我吗”，就包含着对忠实和真实的重新“认识”。
但是，至高的权位与忠实、真实之间果真能够互溶并存吗？莎士比亚的回答是沮丧和迷惘的，因此他也进入了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在两难和未知中，包含着一种高贵的人生长叹。
《李尔王》在让人们终于进入深度潜藏层面之后，会不会就此蜕弃外在的通俗层面？不会。通俗层面依然为它创造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是意味着，一部伟大作品可以接受多层解读，让深者取其深，浅者取其浅，各取所需？是这样，但问题要比这种分割深刻得多。
诚如前文所述，伟大的作者总是在通俗层面和潜藏层面之间挖出一系列通道，树起一块块路碑，作出一次次暗示。从通俗层面看来，这也是一条条门缝，一道道豁口，一孔孔光洞，让一些有灵性的观众产生疑惑，急于窥探。当然，对多数通俗观众来说，这是一些情节之外的角落，难于理解的部件，也就不去注意了。这类艺术，照顾的是多数通俗观众，关注的是少数灵性观众。这些灵性观众，是伟大作者的精神知音，也是人类艺术的真正觉者。
这两个层面，前后并立，但前面一层又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地透露着后面一层的信息。我把这种艺术方式称之为“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对于这种结构，我有以下几点说明——
1．伟大作品可以单纯，但不可以单层。
2．世间艺术，浅显的外层里边可以没有深层，那就是所谓通俗作品，应该大量存在，不必拔苗助长，徒求深刻；但是，一旦有了深刻的内涵，就必须寻找可让更多人感应的外层。
3．外层很可能是对内涵的“泛化误读”，不必嘲笑。但是，这种“泛化误读”在人文方向上应该与内涵基本一致，而不应该南辕北辙。
4．外层的设置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存在，而应该力求审美自足。也就是说，在故事的精彩、色彩的完满、旋律的美丽上，能让多数进入不了深层的观众和读者获得满足，让他们在心理上“全收而归”。
5．在看似完满的外层中，应该仿佛不经意地留几条门缝，让少数有灵性的观众和读者看到门后之云，猜测云中之山，然后破门而出，进入深层，直面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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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朝廷上无人劝说和阻止，那还可以解释成在恼怒之下的一时冲动，但劝说和阻止者及时出现了，特别是大臣肯特，不仅身份显赫，而且用语强烈。除肯特外，还有宫廷丑角即“弄臣”的慧语黠言。但李尔王不仅没听，反而对肯特问罪。
以上这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莎士比亚几乎成了一个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不顾正常逻辑的剧作者。这样的错误如果由一个初写剧本的青年作者来犯，那还说得通，但这是莎士比亚，而且是充分成熟的莎士比亚。退一万步，这样的错误如果出现在莎士比亚随手一写的粗疏剧作中，那也能让我们痛苦接受，但这明明是他的“四大悲剧”之一，是他走向伟大的里程碑。因此，就无论如何也无法作出圆满回答了。
那么，这儿必有隐情，这儿必有潜藏。只有潜藏在后边的内涵，才合乎莎士比亚的真实水平，才合乎世界名剧的真正高度。
我读到一位欧洲导演对《李尔王》的阐述，才明白发掘这种潜藏的内涵是高层艺术家的一种默契。
简单说来，在分国土的那一天，李尔王心里很清楚，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但是，他还是明确地褒奖了虚假，严惩了真诚。
在中国古代朝廷上，皇帝在怂恿奸臣、虐杀忠臣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奸臣说的是假话，忠臣说的是真话。
莎士比亚不小心把全世界的朝廷悖论全都囊括在里边了。
皇帝为什么要杀忠臣？理由是，处于君临万方的极位之上，真实和真诚对他无用。他需要的，是排场，是仪式，是典礼，是脸面，是一种言不由衷的欢呼，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安慰。那天在朝廷之上，大女儿、二女儿符合了他的这种需要，而小女儿则破坏了这种需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他感受到真实和真诚的需要呢？答案是，在他被剥夺极位，成为普通人之后。莎士比亚果真这么做了，李尔王被剥夺了一切，剥夺得非常彻底，甚至成了“人类在草昧时代一个寒碜的的两脚动物”。只有在这个相反的极端上，他才感受到了普通人性的重要。这个差异实在太大，因此他疯了。他已经做不了正常人，却以生命的突变验证了正常人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人文主义者的应有等级。
认识他真难，但我们终于认识他了。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第一号人物，当然有他特别的深刻性，但他又有一副最通俗的外表。
莎士比亚藏在作品内层的等级不是猜测出来的，而是留下了太多的证据。例如，在分国土的当口上，李尔王面对小女儿的忠实勃然大怒，说“那么，就让你的忠实做你的嫁妆吧”，可见他当时完全不需要忠实。因此，当小女儿在最后见到他时喊一声“您还认识我吗”，就包含着对忠实和真实的重新“认识”。
但是，至高的权位与忠实、真实之间果真能够互溶并存吗？莎士比亚的回答是沮丧和迷惘的，因此他也进入了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在两难和未知中，包含着一种高贵的人生长叹。
《李尔王》在让人们终于进入深度潜藏层面之后，会不会就此蜕弃外在的通俗层面？不会。通俗层面依然为它创造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是意味着，一部伟大作品可以接受多层解读，让深者取其深，浅者取其浅，各取所需？是这样，但问题要比这种分割深刻得多。
诚如前文所述，伟大的作者总是在通俗层面和潜藏层面之间挖出一系列通道，树起一块块路碑，作出一次次暗示。从通俗层面看来，这也是一条条门缝，一道道豁口，一孔孔光洞，让一些有灵性的观众产生疑惑，急于窥探。当然，对多数通俗观众来说，这是一些情节之外的角落，难于理解的部件，也就不去注意了。这类艺术，照顾的是多数通俗观众，关注的是少数灵性观众。这些灵性观众，是伟大作者的精神知音，也是人类艺术的真正觉者。
这两个层面，前后并立，但前面一层又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地透露着后面一层的信息。我把这种艺术方式称之为“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对于这种结构，我有以下几点说明——
1．伟大作品可以单纯，但不可以单层。
2．世间艺术，浅显的外层里边可以没有深层，那就是所谓通俗作品，应该大量存在，不必拔苗助长，徒求深刻；但是，一旦有了深刻的内涵，就必须寻找可让更多人感应的外层。
3．外层很可能是对内涵的“泛化误读”，不必嘲笑。但是，这种“泛化误读”在人文方向上应该与内涵基本一致，而不应该南辕北辙。
4．外层的设置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存在，而应该力求审美自足。也就是说，在故事的精彩、色彩的完满、旋律的美丽上，能让多数进入不了深层的观众和读者获得满足，让他们在心理上“全收而归”。
5．在看似完满的外层中，应该仿佛不经意地留几条门缝，让少数有灵性的观众和读者看到门后之云，猜测云中之山，然后破门而出，进入深层，直面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