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眼光也有善、恶之分，但不管哪一种，都不是艺术眼光。
契诃夫笔下有两个童仆：九岁的男孩万卡和十三岁的女孩瓦尔卡，他们分别出现在短篇小说《万卡》和《渴睡》中。评论家一再告诉我们，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了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万卡在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诉说非人的遭遇，要求爷爷把自己领回去。他显然不会寄信，但他以为爷爷能收到，就高兴地睡着了。瓦尔卡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干不完的活剥夺了她睡觉的权利，终于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个成天吵闹不休的婴儿。这两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和不远前景都非常悲惨。
显然，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们劳累困苦、挨打挨骂等一般性的悲惨境遇上。这些，公正一点的社会调查员也会发现，有道义的法官、律师也会对之愤怒。但是，即便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调查报告和法庭辩护词，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
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小说都是以他们的酣睡结束的，但是，他们的酣睡，却是以极不懂事的方式换来的。
这又一次证明，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
在古代政治题材的作品中，一个忠臣可以杀掉有血缘疑点的妻子而取信于某个政治人物，这就很难通过艺术眼光。在艺术眼光看来，相亲相爱的妻子的生命状态，远比那种政治势力的起落重要，因此很难称赞这种杀戮。
在现代政治题材的作品中，一个将军的行止要进入艺术眼光的选择非常不易，除非他在硝烟刚刚散去时端详起战场上牺牲的敌军士兵年轻的脸。一个法西斯军官看到遍体鳞伤的反法西斯战士口袋里掉出一张照片，一看是一个年幼的儿子在拉小提琴，他立即也从自己口袋中掏出一张，也是一个年幼的儿子在拉小提琴，说，“他们拉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曲子”。这是苏联电影《托儿所》的一个情节，可以看到艺术眼光对生命状态的选择。
政治与众人有关，但从眼光而论，真正专业的政治眼光永远只属于少数职业政治家，而且也只应属于他们。在艺术眼光看来，“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浅的眼光。那只是一种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一种来自宣传需要的伪饰，一种不经过个人头脑的呼喊。用“泛政治化”的眼光来从事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和创造的双重玷污，而且，还玷污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艺术。
契诃夫笔下有两个童仆：九岁的男孩万卡和十三岁的女孩瓦尔卡，他们分别出现在短篇小说《万卡》和《渴睡》中。评论家一再告诉我们，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了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万卡在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诉说非人的遭遇，要求爷爷把自己领回去。他显然不会寄信，但他以为爷爷能收到，就高兴地睡着了。瓦尔卡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干不完的活剥夺了她睡觉的权利，终于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个成天吵闹不休的婴儿。这两个孩子的现实处境和不远前景都非常悲惨。
显然，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们劳累困苦、挨打挨骂等一般性的悲惨境遇上。这些，公正一点的社会调查员也会发现，有道义的法官、律师也会对之愤怒。但是，即便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调查报告和法庭辩护词，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
契诃夫的着眼点在于：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小说都是以他们的酣睡结束的，但是，他们的酣睡，却是以极不懂事的方式换来的。
这又一次证明，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
在古代政治题材的作品中，一个忠臣可以杀掉有血缘疑点的妻子而取信于某个政治人物，这就很难通过艺术眼光。在艺术眼光看来，相亲相爱的妻子的生命状态，远比那种政治势力的起落重要，因此很难称赞这种杀戮。
在现代政治题材的作品中，一个将军的行止要进入艺术眼光的选择非常不易，除非他在硝烟刚刚散去时端详起战场上牺牲的敌军士兵年轻的脸。一个法西斯军官看到遍体鳞伤的反法西斯战士口袋里掉出一张照片，一看是一个年幼的儿子在拉小提琴，他立即也从自己口袋中掏出一张，也是一个年幼的儿子在拉小提琴，说，“他们拉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曲子”。这是苏联电影《托儿所》的一个情节，可以看到艺术眼光对生命状态的选择。
政治与众人有关，但从眼光而论，真正专业的政治眼光永远只属于少数职业政治家，而且也只应属于他们。在艺术眼光看来，“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浅的眼光。那只是一种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一种来自宣传需要的伪饰，一种不经过个人头脑的呼喊。用“泛政治化”的眼光来从事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和创造的双重玷污，而且，还玷污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