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浮士德，就像尼采探出个查拉图斯特拉，我们的心灵只有在地层深处才能发现使千万人一起震撼的似有“天心”下颁的形象图谱。
荣格说得好，不是德国人写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同样的道理，不是美国人写不出《老人与海》和《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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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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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ull）。《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仅仅写了一只海鸥，写它如何超越同类、超越自我、超越物欲、超越共认的生理心理能力而振翅高翔，成为一只不可思议的神鸥。作者理查德·贝奇在扉页上写道：“献给生活在我们大家心中的真正的海鸥乔纳森。”广大美国读者果然就像当年争读《老人与海》一样，在《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中寻求着一种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心理体验。
1968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以日本平安时代几位诗僧的作品，集中阐发了日本民族在审美领域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一个聪明不过的演说辞，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川端康成的艺术之道。纵观他的那些作品，确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触摸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同样，我们也能从电影导演黑泽明身上看到对日本民族深层心理的成功体现。有人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民族风格”，显然是把事情说小了，也说浅了。
川端康成和黑泽明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艺术的表现形态，并没有拘泥于表层民族风格，但人们通过这些非民族的形态仍然看到了民族深层心理。有的艺术家相反，外层的“民族风格”搜集了不少，但深层精魂却是浅薄模糊的，与川端康成和黑泽明构成了对照。
印度的泰戈尔很少采用印度的古典方式写作，有不少作品直接是用现代英语写成的，但是，一个由神奇悠远的历史、独特厚重的宗教凝结成的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却深切地流泻在他的诗篇中。东方艺术，总以它们对东方民族深层心理的叩发来面向世界的。今后一切堪称伟大的东西方艺术都将是这样。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能否触摸集体深层心理，常常成为一个艺术家和一部作品能否获得广泛社会感应的重要标尺。在现代，这支标尺更为有效。以我国现代作品为例，鲁迅的《阿Q正传》的巨大影响，正在于它空前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深层心理，使许多中国人本能地感受到自身心灵深处的影子。把阿Q局限在雇农阶层队伍中，或局限在辛亥革命前后，显然是大大低估了这个作品的价值。就鲁迅本意，也可能是从辛亥革命的教训出发的，但正如荣格所说，作品大于作家，鲁迅在自己的创作目的中不知不觉地溶入了自己长期体察、历史郑重交付的近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图谱，因而使作品的实际重量大大超过了创作意图。人们很可以像荣格说《浮士德》只能出自德国人歌德之手一样，说《阿Q正传》只能出自中国人之手，而且不妨模仿荣格的口气说，不是鲁迅创造了阿Q，是阿Q创造了鲁迅。
同是鲁迅的小说，《祝福》也包含着普遍性意蕴。这个作品概括了旧中国一般妇女受到的几种最普遍的压迫，如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同时，作品也有不少心理刻画。但严格说来，它还没有进入深潜的心理领域，因而所达到的成就无法与《阿Q正传》相比肩。《狂人日记》触及了深层心理领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地以一种狂放形态的潜意识的释放来完成自身构建，早早地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对于深层心理的进入。但是，比之于《阿Q正传》，它的深层心理更具有时代性而较少种族性，更接近于弗洛伊德而不是荣格。
评论家赵园对现代中国文学中“高觉新型”的分析，也许是所有巴金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高觉新这个形象，能与进入近代以来很多政界、学界的中国人的集体深层心理产生勾连，这也许正是《家》一时风靡广大读者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些形象也与集体深层心理有关，例如诸葛亮这个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概括。三顾茅庐之时，《三国演义》只写刘备求贤若渴之心，实际上真正在经历着心理风暴的却是诸葛亮。就在这几天中，他避而不见，高卧不起，实则是从心理构架的道家出世一侧，在艰难地过渡到儒家入世一侧。这种世代相袭的集体深层心理既有显意识的成分，也有潜意识的成分。例如他在“出世”之时对军事政治局势的深切关注，就未必是出于对哪一天“入世”的期待，而更多的是潜藏着的儒家理想在默默地发挥作用。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尽管智慧韬略远不及诸葛亮，出世无茅庐静舍，入世无赤壁气概，却也能在无意之中搜寻到深埋心底的种子。这样一个诸葛亮，他的心理感应面和历史概括力就超过了小说中的其他形象。
同样的道理，如果现代艺术家要重新处置《西游记》，就很可能不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既可能被处理成在人生行程上的四种态度，也可能把这四种态度概括成能够统一在一个生命体上的四个构件、四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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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说得好，不是德国人写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同样的道理，不是美国人写不出《老人与海》和《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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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ull）。《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仅仅写了一只海鸥，写它如何超越同类、超越自我、超越物欲、超越共认的生理心理能力而振翅高翔，成为一只不可思议的神鸥。作者理查德·贝奇在扉页上写道：“献给生活在我们大家心中的真正的海鸥乔纳森。”广大美国读者果然就像当年争读《老人与海》一样，在《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中寻求着一种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心理体验。
1968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以日本平安时代几位诗僧的作品，集中阐发了日本民族在审美领域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一个聪明不过的演说辞，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川端康成的艺术之道。纵观他的那些作品，确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触摸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同样，我们也能从电影导演黑泽明身上看到对日本民族深层心理的成功体现。有人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民族风格”，显然是把事情说小了，也说浅了。
川端康成和黑泽明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艺术的表现形态，并没有拘泥于表层民族风格，但人们通过这些非民族的形态仍然看到了民族深层心理。有的艺术家相反，外层的“民族风格”搜集了不少，但深层精魂却是浅薄模糊的，与川端康成和黑泽明构成了对照。
印度的泰戈尔很少采用印度的古典方式写作，有不少作品直接是用现代英语写成的，但是，一个由神奇悠远的历史、独特厚重的宗教凝结成的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却深切地流泻在他的诗篇中。东方艺术，总以它们对东方民族深层心理的叩发来面向世界的。今后一切堪称伟大的东西方艺术都将是这样。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能否触摸集体深层心理，常常成为一个艺术家和一部作品能否获得广泛社会感应的重要标尺。在现代，这支标尺更为有效。以我国现代作品为例，鲁迅的《阿Q正传》的巨大影响，正在于它空前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深层心理，使许多中国人本能地感受到自身心灵深处的影子。把阿Q局限在雇农阶层队伍中，或局限在辛亥革命前后，显然是大大低估了这个作品的价值。就鲁迅本意，也可能是从辛亥革命的教训出发的，但正如荣格所说，作品大于作家，鲁迅在自己的创作目的中不知不觉地溶入了自己长期体察、历史郑重交付的近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图谱，因而使作品的实际重量大大超过了创作意图。人们很可以像荣格说《浮士德》只能出自德国人歌德之手一样，说《阿Q正传》只能出自中国人之手，而且不妨模仿荣格的口气说，不是鲁迅创造了阿Q，是阿Q创造了鲁迅。
同是鲁迅的小说，《祝福》也包含着普遍性意蕴。这个作品概括了旧中国一般妇女受到的几种最普遍的压迫，如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同时，作品也有不少心理刻画。但严格说来，它还没有进入深潜的心理领域，因而所达到的成就无法与《阿Q正传》相比肩。《狂人日记》触及了深层心理领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地以一种狂放形态的潜意识的释放来完成自身构建，早早地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对于深层心理的进入。但是，比之于《阿Q正传》，它的深层心理更具有时代性而较少种族性，更接近于弗洛伊德而不是荣格。
评论家赵园对现代中国文学中“高觉新型”的分析，也许是所有巴金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高觉新这个形象，能与进入近代以来很多政界、学界的中国人的集体深层心理产生勾连，这也许正是《家》一时风靡广大读者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些形象也与集体深层心理有关，例如诸葛亮这个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概括。三顾茅庐之时，《三国演义》只写刘备求贤若渴之心，实际上真正在经历着心理风暴的却是诸葛亮。就在这几天中，他避而不见，高卧不起，实则是从心理构架的道家出世一侧，在艰难地过渡到儒家入世一侧。这种世代相袭的集体深层心理既有显意识的成分，也有潜意识的成分。例如他在“出世”之时对军事政治局势的深切关注，就未必是出于对哪一天“入世”的期待，而更多的是潜藏着的儒家理想在默默地发挥作用。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尽管智慧韬略远不及诸葛亮，出世无茅庐静舍，入世无赤壁气概，却也能在无意之中搜寻到深埋心底的种子。这样一个诸葛亮，他的心理感应面和历史概括力就超过了小说中的其他形象。
同样的道理，如果现代艺术家要重新处置《西游记》，就很可能不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既可能被处理成在人生行程上的四种态度，也可能把这四种态度概括成能够统一在一个生命体上的四个构件、四种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