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配写史书?

    作为一部正史,朝廷自然是很重视《辽东书》的。

    毕竟,这是华夏大融合的一次尝试,其经验对朝廷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一次能成功,那以后大可以用相似的手法,来为大融合创造理论基础。

    正因为重视,朝廷更不希望这部书出问题。

    为了防止里面有什么违禁的内容,必须要让人进行全方位审核。

    这个工作自然落在了翰林院的头上。

    而翰林院最多的就是儒生。

    他们可不管朝廷的什么计划,对这部史书展开了全方位批判。

    什么史料不详,什么杜撰内容过多……最大的问题还是主体思想上。

    史书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

    首先是先秦时期,那时候的史官是世袭的,记载内容的真实与否关系着家族荣耀。

    要是哪个史官敢胡编乱造,会被整个圈子鄙视,国君也不会用你。

    子子孙孙都会背负骂名。

    所以,当时的史官记史的标准是真实,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

    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胡编乱造。

    最著名的莫过于齐国的太史兄弟了,为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先后赴死。

    维护了史官的尊严,同时也维护了家族的荣耀。

    等到秦朝大一统之后,史官这个群体被废,史书的编写就变得很私人了。

    《史记》、《汉书》都是私人编写,里面难免掺杂了大量的个人喜好。

    《史记》是个人特色最鲜明的一部史书。

    《汉书》也是私人编写,只是‘主旋律’的气息就比较浓烈了。

    但直到这会儿,史书的编写标准依然是尽量符合真实。

    后来朝廷也渐渐注意到这一块,开始官方修史。

    尤其是为前朝编写史书,成了继任朝代必做的事情。

    继任朝代为前朝编写史书,自然会‘有所’删减和侧重。

    关键是,史官从世袭变成了临时官僚。

    史书编写的好不好,内容真不真都不重要了,皇帝满意才是首要标准。

    结果可想而知,真实性方面大打折扣。

    方孝孺主持编写的《辽东书》,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

    前面说过,内容六分真,三分推测,一分假。

    现在这些推测和虚构的内容,自然就成了儒生们攻讦的地方。

    而且,方孝孺本身还是个唯物论者。

    整本书的风格,基本抛弃了天命观,偏向于人民史观。

    比如有天灾了,别的史书会说国主失德。

    或者强行和当时发生的某件大事,牵强附会在一起,强行解释称苍天示警。

    辽东书就直接说,天灾**是正常的,和什么天意没关系。

    如果灾害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那是地方豪强掣肘朝廷赈灾,导致受灾严重。

    同样的灾害,另外一个君主就做的很好。

    可见,天灾虽无法避免,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赈灾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观点上完全是遵照了客观规律去写的。

    这种论调,自然不符合现在的主流观点。

    因此,那群儒生将这部书批判的体无完肤。

    总之一句话,方孝孺也配写史?

    这么大的事情,朱标岂能不知道,又是气愤又非常无奈。

    不过他不是老朱,并未发脾气。

    而是下旨将这部辽东书给收了回来,换了一批自己人去审核。

    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已经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

    否则儒生们不会只抓着伪造和主旋律进行抨击。

    之所以还让人审查,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

    皇帝竟然护着这本书,儒生们对此自然极为不满。

    纷纷上奏说有问题,必须重新编写。

    方孝孺那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必须打倒狠狠批判,要剥夺他的进士身份和所有荣誉。

    对此朱标很是头疼。

    陈景恪得知此事后,却一点都不担心,提议道:

    “元史编写的很仓促,其中多有错漏。”

    “既然翰林院的官吏,对写史书这么有心得,就让他们重新修缮一下吧。”

    朱标一听,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老朱建立大明之后,为了宣示自己正统的身份,很仓促的就编写了元史。

    向天下人宣告元朝统治的结束,现在天下是我大明的。

    有盖棺定论的意思。

    因此,《元史》的质量是非常差的,有必要重新修缮一下。

    于是朱标就下旨,翰林院重新修编元史。

    并且还暗示,你们不是说辽东书不行吗,那你们自己编一个看看。

    别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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