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黑色沟槽，露出底下暗红的砖面。路边老榆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枯枝上挂着未融尽的冰凌，折射出细碎的光斑。一家维吾尔族老人开的烤包子店刚掀开蒸笼，白雾汹涌而出，裹挟着孜然与羊肉的焦香，撞在我鼻尖上。我站着看了会儿，咽下一口唾沫，继续往前走。走到长途汽车站，我买了张下午三点回玛县的票。售票员大姐一边撕票一边唠叨：“哎哟，老陈啊，你咋瘦成这样？前年在玛县见过你，扛着五十斤饲料袋跟玩儿似的。这回看着，怕是有六十了吧？”我笑了笑，没纠正她。六十二岁零四个月，身份证上写得清清楚楚。大巴车晃晃悠悠驶出乌城，车窗外的风景由高楼渐变为荒滩，再变成连绵的褐色丘陵。我靠着车窗，眼皮渐渐发沉。恍惚间，又回到一九八一年那个暴雨夜：十七岁的我浑身湿透趴在三号塘埂上，手电筒光柱颤抖着照向水面——那里有三十多条刚从水库逃出来的野生狗鱼，正疯狂撞击塘底水泥桩，鳞片刮擦声刺耳如锯木。老场长举着马灯蹲在我旁边，烟锅明明灭灭：“小陈，记住了，鱼不怕水浑，怕的是水不动。水一死，命就悬在半空。”车过达坂城风口，狂风骤然猛烈，车身剧烈摇晃。我猛地惊醒，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窗外，一群红嘴山鸦掠过戈壁，翅膀扇动频率极快，像一排被风吹散的黑色逗点。下午六点，大巴停在玛县客运站。天已擦黑，风卷着沙尘打着旋儿。我拖着行李箱往鱼种场走，半路遇见阿哲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他跳下车，搓着冻红的手：“叔！你可算回来了！秀芝姨在塘边等你半天了！”我点点头，加快脚步。远远就看见二号塘边那盏昏黄的马灯，在风里晃得厉害。林秀芝穿着件褪色的军绿棉袄，正蹲在塘埂上，用搪瓷缸舀水。缸里水泛着诡异的翠绿色，浮着一层细密的油膜。“老陈！”她听见脚步声，直起身，手电光柱劈开夜色，照在我脸上，“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我没答，弯腰掬了一捧水。水凉得刺骨，滑腻腻的，掌心残留着一层粘膜似的触感。我凑近闻了闻——不是藻类腐败的土腥气，而是一种极淡的、类似腐烂甜瓜的甜腻酸味。“这不是蓝藻暴发。”我直起身，抹了把脸，“是甲藻。”林秀芝一愣：“甲藻？可咱们这儿水温不够啊，甲藻繁殖临界点得二十五度以上。”“上游水库泄洪，带下来的不只是水。”我指着塘东侧被冲垮的土坝缺口，“还有库底淤泥。去年夏天，水库上游建了座小型淀粉加工厂，废水直排入库。淀粉分解后产生大量有机氮磷，沉积在库底。这次泄洪，等于把整座‘肥料库’全倒进了咱们塘里。”阿哲在旁听得直挠头：“可……可咱塘里一直种轮叶黑藻和苦草，藻类竞争不过啊。”“竞争不过，是因为它们死了。”我抬脚踢开塘埂上一丛枯黄的苦草，“看根茎，发黑发软，有硫化氢气味——底泥已经严重厌氧。轮叶黑藻呢？”林秀芝蹲下扒开浮萍：“全烂了。根须像烂面条。”我蹲下身，指甲抠进塘埂湿泥里。泥土松软发黑，挖到十公分深处，一股浓烈的臭鸡蛋味猛地冲出来。我捻起一点泥，在指腹搓开——细腻，油亮，泛着幽微的青灰色。“底泥氧化还原电位低于负二百毫伏。”我低声说，“这种环境下，硫酸盐还原菌大量繁殖，把硫酸根还原成硫化氢。硫化氢溶于水，形成硫氢酸，直接毒杀沉水植物根系。没了沉水植物固碳释氧，水体自净能力归零，甲藻乘虚而入。”风突然静了。四周只剩下塘水缓慢的汩汩声，像垂死者微弱的心跳。林秀芝望着我，眼神复杂：“老陈……你咋知道这些？”我笑了下，从棉袄内袋掏出那张CT报告单，展开，轻轻按在塘埂泥地上。雪水洇湿纸角，墨迹缓缓晕染开来，“肝右叶占位性病变”几个字在昏暗中变得模糊而柔软，仿佛一张正在溶解的地图。“因为我也在变质。”我说，“就像这塘泥。表面看着只是冻土，底下早烂透了。”阿哲急得跺脚：“那……那现在咋办？”我重新卷起报告单，塞回口袋：“第一，明早天亮前，所有幸存的鱼，无论大小，全部转移。二号塘彻底排空，底部淤泥全部清运，晒干焚烧。第二，三号塘东岸缺口，今晚必须堵上——不用夯土，用装满碎石的蛇皮袋垒堰，堰顶铺双层厚塑料布，再覆土压实。第三……”我顿了顿，“明天一早，你骑车去县农技站，找刘技术员，就说我要借他们那台德国产便携式水质多参数测定仪。告诉他，我拿去年省里发的‘渔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证书押着。”林秀芝怔住：“那证书……你不是早捐给县档案馆了？”“捐了副本。”我拍拍口袋，“原件我一直留着。就夹在《玛县渔业志》第一版样书里，第一页。”她忽然明白了什么，声音发紧：“老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没回答，仰头看向夜空。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几颗寒星。极远处，天山雪峰轮廓在星光下泛着冷冽的银白。我想起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夜，我背着半袋苞谷面翻越天山达坂，鞋底磨穿，脚跟血肉模糊，却死死护住怀里那几尾用棉絮裹着的鱼苗。那时我信誓旦旦对老场长说：“只要鱼活着，玛县就有指望。”如今鱼死了，我病了，可指望还在不在？凌晨两点，我独自守在二号塘泵房。柴油机轰鸣声震得墙壁簌簌落灰。透过泵房窗户，能看见塘水正以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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