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

    恒生指数在一个交易日内暴跌一千两百点。

    开盘便是一根大阴线,直接砸穿九千点。午盘小幅反弹一百多点,下午两点,又被一波抛盘狠狠砸落。

    收盘时,交易大厅里鸦雀无声。

    散户们的脸,一片惨白。

    第二天,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

    汇丰、渣打、恒生,中环几家大行的营业厅外,队伍拐了两个弯,全是来兑换美元的人。

    有人拎着帆布袋,里面装着存折;有人攥着整捆港币现钞,站在队伍里静静等候。

    铜锣湾的情况更为夸张。一家东亚银行网点,早上九点开门,十点钟柜台便挂出告示——今日美元现钞额度已售罄。

    一位老太太站在柜台前不肯离去,拍着玻璃大喊:“我的钱!我要换美金!”

    保安将她劝开,她便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抱着存折,一动不动。

    这样的场面,香港人上一次见到,还是在一九六七年。

    下午三点。

    金管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任局长站在话筒前,神色凝重。

    “特区政府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有足够的能力与决心,维持联系汇率制度。”

    这句话,他重复了三遍。

    记者们的提问却一个比一个尖锐。

    “任局长,外汇储备还剩多少?”

    “任局长,如果储备耗尽,港府是否有b计划?”

    “任局长,有消息称北京方面已放弃对港币的支持,请问——”

    任局长打断了他:“没有这回事。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坚定不移。”

    发布会结束。

    任局长走出会场,上车。车门关上的刹那,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秘书坐在一旁,不敢作声。

    同一天。

    刘浩从钟老板那里拿到一批新情报。

    并非索罗斯阵营的动向,而是英资方面的动作。

    怡和、太古、汇丰旗下几家老牌英资公司,过去一个月悄然将大笔资金转往伦敦与新加坡。

    账面上毫无痕迹,走的是内部调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倒腾,不经过外汇市场。

    但钟老板在汇丰后台系统安插有线人,流水记录一清二楚。

    更致命的是第二条情报:

    三家英资背景的银行,在银行间拆借市场上,大量向国际对冲基金拆出港币,利率低得离谱。

    翻译成、人话——他们在给索罗斯一伙人递子弹。

    刘浩将情报加密发回后海。

    张红旗看完,只说了一句:“记下来。这笔账,以后算。”

    一月初。

    达沃斯。

    瑞士的冬天,积雪深厚。

    陈默身着一件深灰色切斯特菲尔德大衣,站在会议中心的走廊里。

    高盛那位副总裁帮他搞定了邀请函。陈默用两天时间混迹圈子,参加三场鸡尾酒会,会见了十余人。

    第三天晚上。

    穆勒出现了。

    海因里希·穆勒,五十七岁,秃顶,矮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时习惯用右手食指敲击桌面。

    两人在酒店大堂的壁炉旁落座。

    陈默没有废话,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磐石资本过去六个月在亚洲外汇市场的交易记录。

    泰铢、印尼盾、林吉特。

    三笔交易,斩获四千万美金利润。

    穆勒翻了两页,抬眼看向陈默:“你的入场时机很准。”

    “运气好。”

    “运气能好三次?”

    陈默没有接话,从文件夹底层又抽出一张纸。

    那是一份交割单,日期为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黑色星期三,英镑崩盘当日。

    交割单显示,磐石资本通过一家列支敦士登的壳公司,在英镑崩盘前四十八小时建立空头仓位。

    穆勒看着交割单,手指顿住:“你们当时也参与了?”

    “喝了口汤。”

    穆勒将交割单放回文件夹:“陈先生,你来达沃斯,不是为了滑雪的吧。”

    陈默微微一笑:“穆勒先生,我来达沃斯,是因为亚洲还有一块肥肉没吃。”

    穆勒沉默不语。

    陈默将声音压低半度:“港币。”

    穆勒的食指在桌面上轻敲三下:“保持联系。”

    一月中旬。

    磐石资本在香港外汇市场正式动手。

    第一笔,两千万美金,买入三个月期港币远期合约,方向——做空。

    第二笔,一千五百万美金,同样做空。

    第三笔,八百万美金,恒指期货空头。

    三笔单子干脆利落,建仓时机精准卡在金管局每次干预后的反弹高点。

    行内人一眼便知——这绝非散户手笔,是老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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