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密报是第三天夜里到的。

    凌锋把火漆封口的竹筒递给我时,脸色不太好看:“周朔传回来的。他说王佥宪在苏州被人堵在粮仓门口了。”

    我拆开密报,一目十行。情况比预想的棘手。

    王石到了南京,跟海瑞、赵贞吉对账,确实对出了猫腻。漕粮损耗高出一成,原因根本不是河道或仓储,而是粮商在“换兑”环节做了手脚。

    把好粮换成陈粮,差价装进自己口袋,再把账面做成“运河水损”。

    证据链都摸到了,就差临门一脚,然后被堵住了。

    堵他的不是刀,是状子。

    苏州府一夜之间冒出来三十七份联名状,控告王石“以查案之名,行勒索之实”。说他在苏州期间,收受某粮商贿赂,意图诬陷良民。

    状子写得有鼻子有眼:某年某月某日,王石在某酒楼与某粮商密会;次日,该粮商仓库“被查抄”,账本“被收缴”。

    时间、地点、人物,对得上。

    当然,全是假的。

    但假到这份上,就有了三分真。

    王石在密报最后写道:

    “瑾瑜,对手布局已久。我入苏州之日,陷阱已设。眼下不宜硬冲,容我寻其破绽。子坚顿首。”

    我把密报烧了。

    凌锋小心翼翼地问:“大人,王佥宪那边……”

    “暂时不动。”我说,“让他继续查账,状子的事我来处理。”

    “可那状子……”

    “状子写得越真,越怕人查。”我顿了顿,“写状子的人,最怕的不是被揭穿,是被认真对待。”

    凌锋没太听懂,但知道我有主意了。

    其实我并没有。

    我只知道,现在不能慌。高拱那套“敲山震虎”还没出结果,江南那边就反手把山推回来了。

    这不是巧合。是早就等着我们。

    我需要一个破局的人。

    一个不怕得罪人、不怕被骂、甚至越骂越兴奋的人。

    然后我想到了刘锦之。

    第二天大朝会,刘锦之又出列了。

    这次弹劾的不是衣冠不整,是右副都御史何永昌“奏事时左脚先出班列,有违朝仪”。

    满朝文武:“……”

    何永昌脸都绿了:“刘御史!左脚右脚有何区别?!”

    刘锦之面无表情,从袖中掏出一本蓝皮小册,翻到某页,朗声道:

    “《大明会典·礼部·仪制》卷四十三第七页第三行:‘凡朝参,百官出班奏事,须先迈右足,违者夺俸半月。’”

    他合上小册,补了一句:“何大人若觉得《会典》写错了,可以上疏请修。在修之前,还请按规矩迈脚。”

    何永昌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散朝后,我没走,特意在金水桥边“偶遇”了刘锦之。

    他见到我,神色复杂。自从我把他发配到纠仪御史的冷板凳上,他就没给过我一个好脸。

    “李总宪有何指教?”语气硬邦邦的。

    “没什么。”我跟他并肩往前走,“今天那本《会典》背得挺熟。”

    他脚步一顿,警惕地看着我。

    “刘御史,”我说,“听说你在国子监时,修过三年的《大明会典·礼部卷》?”

    他沉默了一下:“……是。”

    “所以你不是临时翻的。你是真记得,左脚右脚的区别。”

    他没说话。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刘景行,你这个人,轴,认死理,不会看人脸色,得罪了满朝文武还不自知。”

    他的脸沉下去。

    “但你不蠢。”我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是为了找茬而找茬,你是真的认为,礼法是礼法,规矩是规矩,再小的规矩,也得有人守着。”他愣住了。

    “这个位置,我没给错人。”我说完,抬脚就走。

    “李总宪。”他在身后叫住我。

    我回头。

    他站在原地,那身洗得发白的御史袍被风吹得微微鼓起。

    然后他说:

    “江南那三十七份状子……下官听说了。”

    我一怔。

    他顿了顿,像是在跟自己较劲,然后艰涩地、一字一句地挤出话来:

    “诬告。手法很糙。能查。”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近乎固执的坦然:

    “下官祖籍江西,可自祖父起,便移籍应天。江南的米,养了下官二十年。”

    他深吸一口气:

    “正因如此,下官才容不得有人往这锅米里掺沙子。”

    说完,他转身走了,腰板依旧挺得笔直。

    我站在金水桥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午门的阴影里。

    这个克星。

    我好像一直没看透他。

    下午,文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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