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天津，一个老小区。
六号楼出事的那个夏天，整个小区都在传这件事。三个女孩，在KTV上班，被人杀死在出租屋里。案子后来破了，是个姓郑的保安干的。可楼没变。六号楼二楼中单元那扇门封了，贴了封条，挂了锁，锁眼里塞了蜡。房主卖不掉也租不出去，就这么空着。三年，五年，一直空着。小区里的人天黑之后绕着六号楼走，连野猫都不从那条路上过了。
可孙桂香不信这些。
她在小区里开了八年小卖部，什么风浪没见过。小卖部在十七号楼底下，离六号楼隔着好几排房子，隔着一片花坛，隔着一条水泥路。她每天早晨八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雷打不动。卖烟卖酒卖饮料，也卖酱油醋盐、卫生纸、小孩吃的辣条。来买东西的都是老邻居，喊她孙姨，喊她孙姐，喊她老板娘。她笑眯眯地应着，找零钱的时候多找一毛两毛也不在意。有人说她心大，她说心大好啊，心大睡得着觉。
那是案子过去小半年之后的事了。
冬天，天冷得早。十一点钟，小区里已经黑透了，路灯隔三差五亮一盏，照着空荡荡的水泥路，照着花坛里干枯的冬青。孙阿姨在柜台后面算账，老花镜推到鼻梁上，手指头按着计算器，嘴里念叨着：红梅卖了五包，七块五；恒大卖了三条，一百四十五；啤酒退了十二个瓶子，一个押金五毛……零钱摊了一桌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摞成一小摞，用橡皮筋扎起来。
门外头安安静静的，风刮着卷帘门，哗啦哗啦响。她准备扎完最后一摞就关门。
有人敲门。
咚咚咚。三下，不轻不重，隔着卷帘门传进来，闷闷的。
孙阿姨抬头看了一眼。卷帘门拉下来了，外头的人敲的是旁边那扇小门。她这店开了八年，夜里敲门买东西的邻居多了去了，有加夜班回来买烟的，有孩子半夜发烧买退烧药的，有睡不着出来买啤酒的。她没多想，站起来走过去，拉开小门上的插销。
铁门吱呀一声开了。
门外站着三个女孩。
路灯在她们身后，光从背后打过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细又长。打头的那个个子最高，穿一件亮闪闪的银色短羽绒服，拉链没拉，里头是低领衫，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一截白得发青的脖子。她左边那个穿短裙，黑色皮裙，裹在腿上，底下是黑色打底裤，脚上踩一双高跟鞋，鞋跟细得像筷子。右边那个裹着一件长棉袄，灰扑扑的，帽子压在脑袋上，只露出半张脸。
三个人脸上都化着妆。眼影画得很重，眼皮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被人打了。嘴唇涂得红红的，红得发暗，像是干了的血。可脸色白，白得不正常，不是化妆那种白，是纸的白，是蜡的白，是冬天河面上结的冰那种白，从里头透出来，没有血色，没有温度。
孙阿姨愣了一下。她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开小卖部八年，不敢说认识所有的人，可常来常往的那几张脸她都认得。这三个，没见过。
“阿姨，”打头的那个开口了，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尾音拖得很长，像是没睡醒，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能借您电话用一下吗？我们有急事。”
孙阿姨往后退了一步，让开门。她伸手往柜台方向一指：“那儿，座机，你们用吧。”
三个女孩侧着身子从她身边挤进来。孙阿姨注意到，她们进来的时候没有风。冬天，门开着，外头的冷风应该灌进来才对，可她站在门口，脸上没感觉到风。三个人从她身边过的时候，她也没闻到香水味，没闻到洗发水的味道，什么都没闻到。她们像是三张纸，从她身边飘过去了。
孙阿姨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继续算账。可手指头按在计算器上，数字在脑子里搅成一团。她低着头，耳朵竖着，听见她们走到柜台边上，听见电话被拿起来，听筒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然后拨号，老式座机的拨号盘，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数字一个一个往外蹦。
嘟——嘟——嘟——电话通了。
“妈，是我。”
那女孩开口了。声音还是轻轻的，可孙阿姨手里的计算器停了。她听着，觉得哪儿不对。这大半夜的，哪个闺女给妈打电话用这种语气？像是在念什么东西，一字一句的，没有起伏，没有停顿。
“我一直想给您打个电话。我走了之后，也没法孝顺您了。这一辈子，临走临走，还给家里添了麻烦。”
孙阿姨的手指头僵在计算器上。她低着头，眼睛盯着桌上那摞钱，可什么也看不见了。
“妈，我没什么可求您的，您一定得给我伸冤。我是让人害死的。就是在我上班那家KTV，一个姓郑的保安。他一直缠着我们几个。那天夜里他拿了刀，翻窗进来的，把我们三个都杀了。”
孙阿姨的后背开始发凉。从尾椎骨开始，顺着脊梁骨往上爬，一节一节地爬，爬到后脑勺，头发根根竖起来。她不敢抬头。她就那么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抠着计算器的边，指节发白。
这章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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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楼出事的那个夏天，整个小区都在传这件事。三个女孩，在KTV上班，被人杀死在出租屋里。案子后来破了，是个姓郑的保安干的。可楼没变。六号楼二楼中单元那扇门封了，贴了封条，挂了锁，锁眼里塞了蜡。房主卖不掉也租不出去，就这么空着。三年，五年，一直空着。小区里的人天黑之后绕着六号楼走，连野猫都不从那条路上过了。
可孙桂香不信这些。
她在小区里开了八年小卖部，什么风浪没见过。小卖部在十七号楼底下，离六号楼隔着好几排房子，隔着一片花坛，隔着一条水泥路。她每天早晨八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雷打不动。卖烟卖酒卖饮料，也卖酱油醋盐、卫生纸、小孩吃的辣条。来买东西的都是老邻居，喊她孙姨，喊她孙姐，喊她老板娘。她笑眯眯地应着，找零钱的时候多找一毛两毛也不在意。有人说她心大，她说心大好啊，心大睡得着觉。
那是案子过去小半年之后的事了。
冬天，天冷得早。十一点钟，小区里已经黑透了，路灯隔三差五亮一盏，照着空荡荡的水泥路，照着花坛里干枯的冬青。孙阿姨在柜台后面算账，老花镜推到鼻梁上，手指头按着计算器，嘴里念叨着：红梅卖了五包，七块五；恒大卖了三条，一百四十五；啤酒退了十二个瓶子，一个押金五毛……零钱摊了一桌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摞成一小摞，用橡皮筋扎起来。
门外头安安静静的，风刮着卷帘门，哗啦哗啦响。她准备扎完最后一摞就关门。
有人敲门。
咚咚咚。三下，不轻不重，隔着卷帘门传进来，闷闷的。
孙阿姨抬头看了一眼。卷帘门拉下来了，外头的人敲的是旁边那扇小门。她这店开了八年，夜里敲门买东西的邻居多了去了，有加夜班回来买烟的，有孩子半夜发烧买退烧药的，有睡不着出来买啤酒的。她没多想，站起来走过去，拉开小门上的插销。
铁门吱呀一声开了。
门外站着三个女孩。
路灯在她们身后，光从背后打过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细又长。打头的那个个子最高，穿一件亮闪闪的银色短羽绒服，拉链没拉，里头是低领衫，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一截白得发青的脖子。她左边那个穿短裙，黑色皮裙，裹在腿上，底下是黑色打底裤，脚上踩一双高跟鞋，鞋跟细得像筷子。右边那个裹着一件长棉袄，灰扑扑的，帽子压在脑袋上，只露出半张脸。
三个人脸上都化着妆。眼影画得很重，眼皮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被人打了。嘴唇涂得红红的，红得发暗，像是干了的血。可脸色白，白得不正常，不是化妆那种白，是纸的白，是蜡的白，是冬天河面上结的冰那种白，从里头透出来，没有血色，没有温度。
孙阿姨愣了一下。她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开小卖部八年，不敢说认识所有的人，可常来常往的那几张脸她都认得。这三个，没见过。
“阿姨，”打头的那个开口了，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尾音拖得很长，像是没睡醒，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能借您电话用一下吗？我们有急事。”
孙阿姨往后退了一步，让开门。她伸手往柜台方向一指：“那儿，座机，你们用吧。”
三个女孩侧着身子从她身边挤进来。孙阿姨注意到，她们进来的时候没有风。冬天，门开着，外头的冷风应该灌进来才对，可她站在门口，脸上没感觉到风。三个人从她身边过的时候，她也没闻到香水味，没闻到洗发水的味道，什么都没闻到。她们像是三张纸，从她身边飘过去了。
孙阿姨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继续算账。可手指头按在计算器上，数字在脑子里搅成一团。她低着头，耳朵竖着，听见她们走到柜台边上，听见电话被拿起来，听筒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然后拨号，老式座机的拨号盘，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数字一个一个往外蹦。
嘟——嘟——嘟——电话通了。
“妈，是我。”
那女孩开口了。声音还是轻轻的，可孙阿姨手里的计算器停了。她听着，觉得哪儿不对。这大半夜的，哪个闺女给妈打电话用这种语气？像是在念什么东西，一字一句的，没有起伏，没有停顿。
“我一直想给您打个电话。我走了之后，也没法孝顺您了。这一辈子，临走临走，还给家里添了麻烦。”
孙阿姨的手指头僵在计算器上。她低着头，眼睛盯着桌上那摞钱，可什么也看不见了。
“妈，我没什么可求您的，您一定得给我伸冤。我是让人害死的。就是在我上班那家KTV，一个姓郑的保安。他一直缠着我们几个。那天夜里他拿了刀，翻窗进来的，把我们三个都杀了。”
孙阿姨的后背开始发凉。从尾椎骨开始，顺着脊梁骨往上爬，一节一节地爬，爬到后脑勺，头发根根竖起来。她不敢抬头。她就那么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抠着计算器的边，指节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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