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是上海人，从小住在静安寺一带的老宅子里。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公做木材生意，跟当时上海滩的大人物都有往来，家业做得很大。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面四个哥哥，全家上下宠得不行，六岁前都是趴在奶妈背上长大的，走哪儿都有人抱着。
可母亲从小身体就不好。外公请了最好的大夫，吃了最好的补品，怎么治都治不好。母亲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可她不敢说。因为每次她跟外公提起自己在屋子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外公就会大发雷霆，指着奶妈和佣人的鼻子骂：“谁教小姐说这些混账话的？”渐渐地，母亲再也不提了。
她记得最深的一次，是七岁那年。上海入秋了，梧桐叶子开始发黄。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二楼房间里玩布娃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毯上，暖洋洋的。忽然，她听见楼下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声音很轻，飘飘忽忽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像是有人贴着她耳朵在说。她放下娃娃，站起来，走到窗边，想往下看看是谁。
刚把头凑近玻璃，一张大脸忽然贴在了窗户上。
那脸比常人的脸大出一圈，上面长满了白毛，毛茸茸的，白得发灰。两只眼睛又圆又大，眼珠子是黄绿色的，竖着，像猫的眼睛，又不像，因为那瞳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转。鼻子和嘴的轮廓像人，又像猫，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细密的牙齿，白的，尖的。它就那么隔着玻璃盯着她看，一动不动，嘴角似乎还微微翘着，像是在笑。玻璃上起了雾，是它的呼吸。
母亲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布娃娃从手里飞出去，滚到了床底下。她连滚带爬地往床上缩，后背撞在床沿上，疼得她倒吸一口气。她抬头看窗户——那脸还在。它慢慢转了一下头，眼珠子跟着转，始终盯着她。母亲往左躲，那脸就慢慢转到左边，她往右躲，那脸就转到右边。玻璃上它的鼻尖抵着玻璃，压出一个扁平的圆印。
她捂着眼睛尖叫起来，叫得整栋宅子都听见了。奶妈第一个冲进来，然后是佣人，最后是外公。等众人涌到窗前，玻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她自己的脸，白得像纸，映在窗玻璃上。
那天晚上母亲发了高烧，烧了三天三夜，烧得胡话连篇。她嘴里翻来覆去地喊：“白毛……大眼睛……它看着我了……”外公请遍了城里的名医，谁也治不好，西药吃了不管用，中药灌下去就吐出来。后来还是托了杜月笙手下一位大管家，打听到龙华寺附近有个隐士高人。那老先生来了，在家里转了一圈，又翻了翻母亲的眼皮，掐了掐她的手指头，然后对外公说了一句话：“你这小女儿命格特殊，天生能见阴物。她看见的那个东西，不是来找事的，是路过。可你宅子的风水挡不住这些，得调。”
外公信了。老先生花了三天时间，把家里的格局重新布置了一遍。母亲的床从靠窗挪到了靠里，床头朝东，床尾朝西。门口挂了面铜镜，窗台上摆了碗清水，角落里放了不知道什么法器，用红布蒙着。老先生走之前叮嘱外公：“以后这孩子说什么，你听着就行，别骂她。她不是编的。”
从那以后，母亲果然好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看见一些黑影子、听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但再也没有被吓得半死。
后来母亲长大了，嫁给了我父亲。离开那间老宅子之后，她以为自己从此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可她不知道，那位老先生的阵法只护住了那座老宅。出了宅子，就什么也挡不住了。
婚后第二年秋天，父亲带母亲去家附近一家老菜馆吃饭。那菜馆开了几十年，本帮菜做得地道，父亲从小吃到大。那天傍晚五点多，天还没黑透，路灯已经亮了，黄黄的光照在马路牙子上。两个人挑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点了几道菜，又叫了一壶烫热的黄酒。父亲说这家的黄酒加姜丝煮过，冬天喝了暖胃。
酒端上来，热气从壶嘴里冒出来，带着酒香和姜味。父亲给母亲倒了一杯，正要举杯，忽然发现母亲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身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她端杯子的手停在半空，杯沿抵着下唇，却一滴也没喝。
“怎么了？”父亲问。
母亲没说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身后的方向。父亲放下杯子，转过头去看——身后是一张空桌子，桌上摆着酱油瓶和醋瓶，椅子整整齐齐地收在桌下，桌面上干干净净，一个人也没有。旁边的墙上贴着老菜馆的菜单，红纸黑字，边角翘起来。
“你到底在看什么？”父亲伸手在母亲眼前晃了晃，手指头划了三下。
母亲这才回过神，像是从水里被人捞上来一样，猛地喘了口气。她放下酒杯，站起来，拉着父亲的手就要走。菜还没上齐，父亲有些不高兴，问她怎么回事。母亲一个字也不解释，脸色白得像纸，手劲大得吓人，指甲掐进父亲的手腕里。父亲拗不过她，只好结了账，跟着她出了门。
秋风灌进领口，母亲打了个哆嗦，脚步更快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父亲问她三次，她三次都没回答，只是摇头。回到家，母亲鞋都没换，直接进了卧室，衣服也没脱，就躺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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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母亲从小身体就不好。外公请了最好的大夫，吃了最好的补品，怎么治都治不好。母亲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可她不敢说。因为每次她跟外公提起自己在屋子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外公就会大发雷霆，指着奶妈和佣人的鼻子骂：“谁教小姐说这些混账话的？”渐渐地，母亲再也不提了。
她记得最深的一次，是七岁那年。上海入秋了，梧桐叶子开始发黄。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二楼房间里玩布娃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毯上，暖洋洋的。忽然，她听见楼下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声音很轻，飘飘忽忽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像是有人贴着她耳朵在说。她放下娃娃，站起来，走到窗边，想往下看看是谁。
刚把头凑近玻璃，一张大脸忽然贴在了窗户上。
那脸比常人的脸大出一圈，上面长满了白毛，毛茸茸的，白得发灰。两只眼睛又圆又大，眼珠子是黄绿色的，竖着，像猫的眼睛，又不像，因为那瞳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转。鼻子和嘴的轮廓像人，又像猫，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细密的牙齿，白的，尖的。它就那么隔着玻璃盯着她看，一动不动，嘴角似乎还微微翘着，像是在笑。玻璃上起了雾，是它的呼吸。
母亲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布娃娃从手里飞出去，滚到了床底下。她连滚带爬地往床上缩，后背撞在床沿上，疼得她倒吸一口气。她抬头看窗户——那脸还在。它慢慢转了一下头，眼珠子跟着转，始终盯着她。母亲往左躲，那脸就慢慢转到左边，她往右躲，那脸就转到右边。玻璃上它的鼻尖抵着玻璃，压出一个扁平的圆印。
她捂着眼睛尖叫起来，叫得整栋宅子都听见了。奶妈第一个冲进来，然后是佣人，最后是外公。等众人涌到窗前，玻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她自己的脸，白得像纸，映在窗玻璃上。
那天晚上母亲发了高烧，烧了三天三夜，烧得胡话连篇。她嘴里翻来覆去地喊：“白毛……大眼睛……它看着我了……”外公请遍了城里的名医，谁也治不好，西药吃了不管用，中药灌下去就吐出来。后来还是托了杜月笙手下一位大管家，打听到龙华寺附近有个隐士高人。那老先生来了，在家里转了一圈，又翻了翻母亲的眼皮，掐了掐她的手指头，然后对外公说了一句话：“你这小女儿命格特殊，天生能见阴物。她看见的那个东西，不是来找事的，是路过。可你宅子的风水挡不住这些，得调。”
外公信了。老先生花了三天时间，把家里的格局重新布置了一遍。母亲的床从靠窗挪到了靠里，床头朝东，床尾朝西。门口挂了面铜镜，窗台上摆了碗清水，角落里放了不知道什么法器，用红布蒙着。老先生走之前叮嘱外公：“以后这孩子说什么，你听着就行，别骂她。她不是编的。”
从那以后，母亲果然好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看见一些黑影子、听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但再也没有被吓得半死。
后来母亲长大了，嫁给了我父亲。离开那间老宅子之后，她以为自己从此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可她不知道，那位老先生的阵法只护住了那座老宅。出了宅子，就什么也挡不住了。
婚后第二年秋天，父亲带母亲去家附近一家老菜馆吃饭。那菜馆开了几十年，本帮菜做得地道，父亲从小吃到大。那天傍晚五点多，天还没黑透，路灯已经亮了，黄黄的光照在马路牙子上。两个人挑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点了几道菜，又叫了一壶烫热的黄酒。父亲说这家的黄酒加姜丝煮过，冬天喝了暖胃。
酒端上来，热气从壶嘴里冒出来，带着酒香和姜味。父亲给母亲倒了一杯，正要举杯，忽然发现母亲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身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她端杯子的手停在半空，杯沿抵着下唇，却一滴也没喝。
“怎么了？”父亲问。
母亲没说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身后的方向。父亲放下杯子，转过头去看——身后是一张空桌子，桌上摆着酱油瓶和醋瓶，椅子整整齐齐地收在桌下，桌面上干干净净，一个人也没有。旁边的墙上贴着老菜馆的菜单，红纸黑字，边角翘起来。
“你到底在看什么？”父亲伸手在母亲眼前晃了晃，手指头划了三下。
母亲这才回过神，像是从水里被人捞上来一样，猛地喘了口气。她放下酒杯，站起来，拉着父亲的手就要走。菜还没上齐，父亲有些不高兴，问她怎么回事。母亲一个字也不解释，脸色白得像纸，手劲大得吓人，指甲掐进父亲的手腕里。父亲拗不过她，只好结了账，跟着她出了门。
秋风灌进领口，母亲打了个哆嗦，脚步更快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父亲问她三次，她三次都没回答，只是摇头。回到家，母亲鞋都没换，直接进了卧室，衣服也没脱，就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