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片上的人慢慢抬起了头。
那张脸惨白，白得发青，白得像放在冰柜里冻了很久的鱼。嘴唇是紫色的，紫得发黑，像是被煤气熏过之后再也没有褪色。眼睛黑洞洞的，没有眼白，没有瞳孔，像两个被挖空了的洞，深不见底。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直直地对着苏晚的方向，里面什么都没有，可苏晚觉得那里面有东西——有恨，有怨，有委屈，有不甘心，有太多太多她说不出口的东西。
然后，阿妍笑了。不是生前那种咯咯咯的、像铃铛一样的笑。是嘴角慢慢往上扯，扯到耳根，扯到脸都变了形。她的嘴角翘起来的顺序，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右边的嘴角先翘起来，然后是左边。
苏晚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想尖叫，嗓子里像被塞了一团烧红的铁，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想跑，腿像灌了铅，一步都迈不动。她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客厅的地板上，眼睁睁地看着阿妍从暖气片上跳了下来。没有声音。那双白色的帆布鞋落在地板上，连一丝声响都没有。阿妍朝她走过来了。一步，两步，三步。白裙子在黑暗中飘着，像是没有重量。头发垂在脸前，一晃一晃的。
苏晚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丝声音。那声音尖得不像人类能发出的，像指甲划过玻璃，像铁锹刮过水泥地。她猛地转身，一头扎进卧室，回手把门关上，反锁，链子挂上。她整个人滑坐在门背后的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膝盖里，浑身抖得像筛糠。牙齿磕得咯咯响，眼泪啪嗒啪嗒地砸在地板上。门外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脚步声，没有敲门声，没有白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但苏晚知道，阿妍就站在门外。隔着一扇薄薄的木门板，她站在那里，低着头，头发垂着，白裙子垂着，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对着门板，嘴角往上扯着。她能感觉到。那种感觉不是来自耳朵，是来自骨头里，来自血液里，来自每一个毛孔。
苏晚一夜没有合眼。她睁着眼睛坐到天亮。第一缕阳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的时候，她才敢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地上站起来。她拉开门，客厅里什么都没有。暖气片上什么都没有。地板上干干净净，连个脚印都没有。白色的帆布鞋不见了，白裙子不见了，阿妍不见了。
当天她就辞了职，买了回东北老家的火车票。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她把出租屋里的东西能扔的都扔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上火车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城市的名字，站牌上的字在晨光里清清楚楚。她想，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回到老家之后，苏晚以为会好起来。可是阿妍并没有放过她。她开始梦游。她妈有好几次半夜醒来，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走出来一看——苏晚穿着睡衣站在客厅中间，面对着墙角的那排暖气片，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说得很认真，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聊天。她妈叫她，她不答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暖气片，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笑容和她平时不一样，像另外一个人。第二天早上她妈问她昨晚做了什么梦，苏晚一脸茫然地说：“我睡着了啊，什么都没梦到。”
她妈吓坏了。有一次半夜，她妈壮着胆子没出声，躲在门后面偷看。她看见苏晚一个人站在客厅中间，面对着空气，弯下腰，伸出手，像是在给什么人梳头发。她妈亲眼看见苏晚的手一下一下地在空气中划过，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拢着一缕看不见的长发。她一边梳一边说：“阿妍，你的头发真长。以前我最羡慕你的头发了。”她妈腿都软了，扶着门框才没倒下去。
后来她妈到处托人打听，最后从乡下请来了一个姓赵的老太太，村里人都叫她赵大仙。赵大仙六十多岁，黑瘦黑瘦的，手指头又细又长，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她进门先在屋里转了一圈，在每个墙角撒了一把黄米，黄米粒落在木地板上，噼里啪啦地响，像下雨。她又点了一炷香，在香上绕了三根红线，红线绕完，香灰忽然从中间断了一截，啪嗒掉在地上。赵大仙看了一眼地上的香灰，没说话。
她把苏晚叫到跟前，让苏晚坐在一把木椅子上，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对面。她盯着苏晚的眼睛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一动不动，像在看一样东西。然后她说了一句：“你身上跟着一个人。是个小姑娘，年纪不大，二十来岁，穿白裙子，长头发，皮肤白白的。走的时候不是好死的，心里有怨。”苏晚她妈当时就哭了，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在赵大仙面前，磕了两个头：“大仙，求求你救救我闺女！她才二十出头啊，还没结婚呢，不能就这样疯了啊！”
赵大仙没接话。她把苏晚从椅子上拉起来，让她站到屋子中间，背对着窗户。她从兜里掏出一面小铜镜，巴掌大小，镜面磨得锃亮，背面刻着看不懂的花纹。她用一块红布在镜面上来回擦了三遍，然后把铜镜塞进了苏晚的枕头底下。又拿黄纸折了一个三角包，里面包了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塞在苏晚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赵大仙说：“连着七天，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碗红糖水，红糖水里加这个。”她从布兜里捏出一撮灰黑色的粉末，看不出是什么烧成的，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喝完就上床，不许看手机，不许看书，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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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脸惨白，白得发青，白得像放在冰柜里冻了很久的鱼。嘴唇是紫色的，紫得发黑，像是被煤气熏过之后再也没有褪色。眼睛黑洞洞的，没有眼白，没有瞳孔，像两个被挖空了的洞，深不见底。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直直地对着苏晚的方向，里面什么都没有，可苏晚觉得那里面有东西——有恨，有怨，有委屈，有不甘心，有太多太多她说不出口的东西。
然后，阿妍笑了。不是生前那种咯咯咯的、像铃铛一样的笑。是嘴角慢慢往上扯，扯到耳根，扯到脸都变了形。她的嘴角翘起来的顺序，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右边的嘴角先翘起来，然后是左边。
苏晚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想尖叫，嗓子里像被塞了一团烧红的铁，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想跑，腿像灌了铅，一步都迈不动。她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客厅的地板上，眼睁睁地看着阿妍从暖气片上跳了下来。没有声音。那双白色的帆布鞋落在地板上，连一丝声响都没有。阿妍朝她走过来了。一步，两步，三步。白裙子在黑暗中飘着，像是没有重量。头发垂在脸前，一晃一晃的。
苏晚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丝声音。那声音尖得不像人类能发出的，像指甲划过玻璃，像铁锹刮过水泥地。她猛地转身，一头扎进卧室，回手把门关上，反锁，链子挂上。她整个人滑坐在门背后的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膝盖里，浑身抖得像筛糠。牙齿磕得咯咯响，眼泪啪嗒啪嗒地砸在地板上。门外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脚步声，没有敲门声，没有白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但苏晚知道，阿妍就站在门外。隔着一扇薄薄的木门板，她站在那里，低着头，头发垂着，白裙子垂着，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对着门板，嘴角往上扯着。她能感觉到。那种感觉不是来自耳朵，是来自骨头里，来自血液里，来自每一个毛孔。
苏晚一夜没有合眼。她睁着眼睛坐到天亮。第一缕阳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的时候，她才敢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地上站起来。她拉开门，客厅里什么都没有。暖气片上什么都没有。地板上干干净净，连个脚印都没有。白色的帆布鞋不见了，白裙子不见了，阿妍不见了。
当天她就辞了职，买了回东北老家的火车票。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她把出租屋里的东西能扔的都扔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上火车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城市的名字，站牌上的字在晨光里清清楚楚。她想，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回到老家之后，苏晚以为会好起来。可是阿妍并没有放过她。她开始梦游。她妈有好几次半夜醒来，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走出来一看——苏晚穿着睡衣站在客厅中间，面对着墙角的那排暖气片，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说得很认真，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聊天。她妈叫她，她不答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暖气片，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笑容和她平时不一样，像另外一个人。第二天早上她妈问她昨晚做了什么梦，苏晚一脸茫然地说：“我睡着了啊，什么都没梦到。”
她妈吓坏了。有一次半夜，她妈壮着胆子没出声，躲在门后面偷看。她看见苏晚一个人站在客厅中间，面对着空气，弯下腰，伸出手，像是在给什么人梳头发。她妈亲眼看见苏晚的手一下一下地在空气中划过，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拢着一缕看不见的长发。她一边梳一边说：“阿妍，你的头发真长。以前我最羡慕你的头发了。”她妈腿都软了，扶着门框才没倒下去。
后来她妈到处托人打听，最后从乡下请来了一个姓赵的老太太，村里人都叫她赵大仙。赵大仙六十多岁，黑瘦黑瘦的，手指头又细又长，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她进门先在屋里转了一圈，在每个墙角撒了一把黄米，黄米粒落在木地板上，噼里啪啦地响，像下雨。她又点了一炷香，在香上绕了三根红线，红线绕完，香灰忽然从中间断了一截，啪嗒掉在地上。赵大仙看了一眼地上的香灰，没说话。
她把苏晚叫到跟前，让苏晚坐在一把木椅子上，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对面。她盯着苏晚的眼睛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一动不动，像在看一样东西。然后她说了一句：“你身上跟着一个人。是个小姑娘，年纪不大，二十来岁，穿白裙子，长头发，皮肤白白的。走的时候不是好死的，心里有怨。”苏晚她妈当时就哭了，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在赵大仙面前，磕了两个头：“大仙，求求你救救我闺女！她才二十出头啊，还没结婚呢，不能就这样疯了啊！”
赵大仙没接话。她把苏晚从椅子上拉起来，让她站到屋子中间，背对着窗户。她从兜里掏出一面小铜镜，巴掌大小，镜面磨得锃亮，背面刻着看不懂的花纹。她用一块红布在镜面上来回擦了三遍，然后把铜镜塞进了苏晚的枕头底下。又拿黄纸折了一个三角包，里面包了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塞在苏晚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赵大仙说：“连着七天，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碗红糖水，红糖水里加这个。”她从布兜里捏出一撮灰黑色的粉末，看不出是什么烧成的，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喝完就上床，不许看手机，不许看书，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