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下,凡事山东地区有人搞事情,比如黄巢、王师范,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西面的汴州、洛阳、长安,那么郓州、兖州、濮州、曹州就是重要的战略争夺点;而如果他们要联合南部的淮南势力,或者淮南势力北上支援,那么宿州、徐州、沂州就会成为热点城镇。

    杨光远的计划是要勾结北方的契丹,那么进出山东半岛的西北线就成为了杨光远的生命线。这条路线的头一站就是棣州,过了棣州是沧州,过了沧州就是幽州。

    黄巢往西,王师范往南,杨光远往北。

    所以说,棣州虽然存在感较低,但牢牢扼住了青州往北的脖颈。杨光远第一时间秘密联系棣州刺史李琼,却被李琼断然拒绝。

    李琼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央朝廷一边,使得杨光远在战争尚未爆发前,就成了瓮中之鳖。

    杨光远的第二个方面的努力,当然就是勾结契丹,由于陆路险阻,杨光远特意派人持书渡海,从山东半岛横跨渤海湾,在今天的辽宁省登陆。

    石敬瑭为天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开启了一种新的夺权模式,那就是“卖国求荣”,向契丹出卖祖国的利益,以换取契丹人的支持,从而成为中原皇帝。所以后晋时期的反贼普遍效仿,不仅是范延光、杨光远,也包括身陷契丹的赵延寿,甚至包括嘴上高喊“反辽”的“爱国分子”安重荣。

    杨光远不仅对契丹表示愿意做第二个石敬瑭,还将中原虚实尽数泄密,说中原地区连年闹灾,财政空虚、百姓疲敝,后晋政权已经是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只需外部有人踹一脚,就会轰然倒塌,“爸爸,来吧。”

    在契丹,述律太后因要走保守的“扶晋路线”,所以对汉人降将的态度很不友好,比如毒舌怒怼赵德钧,使得赵德钧被俘之后不到两年就忧郁而死。相反,耶律德光特别重用汉人降将,比如赵德钧养子赵延寿,再比如逼迫述律太后断腕的赵思温。

    表面上,耶律德光的理由是安抚境内汉人团体,贯彻“蕃汉分治”(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实际则是暗中培养一批“灭晋派”,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最积极的灭晋急先锋,通过提拔他们、推进对中原的战争、并利用战争收拢权力,这是耶律德光的一盘大棋。

    特别是赵延寿,自石敬瑭即位之后,他就不停地在耶律德光面前挑唆,抓住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诋毁石敬瑭,比如杀害大辽使节(幕后真凶是淮南徐知诰,嫁祸给后晋)、招降纳叛(吐谷浑叛逃事件)、骚扰南京(安重荣侵袭幽州事件)以及还有安重荣所做的一切敌对行为等等。

    如今,杨光远等后晋叛臣又纷纷与契丹暗通款曲,尽告虚实,再加上景延广的种种挑衅行为,使得大辽国内舆论沸腾,南下作战的呼声甚嚣尘上。拜景延广所赐,耶律德光甚至不需要人为制造。

    在这种情况之下,述律太后的“扶晋路线”渐渐站不稳脚,如果再一味地阻挠战争,恐怕述律太后将被契丹人骂做“辽奸”。

    于是,耶律德光上应天时、下合民意,顺理成章地开启了“晋辽大战”。

    天福八年(943)11月,据说,契丹的上京留守耶律迪辇抓获了后晋的间谍,得知后晋已经准备主动进攻契丹的消息。于是,次月(12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进驻幽州,把幽州设为总指挥部,“议伐晋”。

    实际上,这次“间谍案”很有可能是契丹人自导自演,因为抓获间谍的地点是契丹首都——上京临潢府,而且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推理分析,石重贵没有要跟契丹动真格的打算,就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石重贵还因听到契丹要动手的消息而接连派来好几波使者求和、解释。

    天福九年(944)正月初一,在新年的第一天,辽太宗耶律德光就以后晋单方面毁约为由,兵分两路,南下进入后晋领土。

    一路由赵延寿、赵延照统帅五万大军,自幽州南下,作为主攻方向;另一路则由皇叔耶律安端(耶律阿保机之幼弟)、皇侄耶律宛(耶律李胡次子)率领,自云州出发,南下雁门关,进攻河东太原府。

    这是晋辽大战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次战役,分为两个战场,河朔主战场和河东副战场,因中间被太行山隔开,所以我们以太行山作为参照物,简单称之为“山东战场”和“山西战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赵延照与赵延寿不是兄弟关系,赵延照是赵思温的儿子。赵思温逼迫述律太后断腕,而耶律德光用其子担任先锋官,不分析不知道,辽国内部也处处充满路线斗争的味道。耶律德光反抗述律太后控制的努力也可见一斑了。

    在大军出发前,耶律德光充满爱意又信誓旦旦地向赵延寿保证,只要推翻后晋,朕就立你当中原之主,你可一定要为契丹看管好中原之地,要乖哟。

    耶律德光还多次在汉人降兵降将面前,指着赵延寿说道:“此人就是你们未来的新主子,你们可要好好辅佐他呀!”如此一来,汉人降兵降将的疑虑就被打消了,知道契丹人没有打算把中原人亡国灭种,只是帮中原人换个傀儡皇帝而已,于是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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