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哲学原理，归结为“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也可称之为“二律背反”。
由于“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设计的戏剧情节，因此这种“背反”是两强共构。如果对峙的两方面有了强弱，那就很快构不成对峙，对峙成了虚假。
只有极少数对峙是永远没有强弱之分的，永远犄角对犄角、针尖对麦芒，才被稀世慧眼发现，并分辨其间的对峙究竟是意气所致，还是“天律”所致。凡是“天律”所致，便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痛痒之处，因此也是大艺术家的投命之处。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几个最高典范，都是两难结构，而支撑两难的就是“天律”。我在前面所举的五例，虽属现代，也是“天律”所致。
两难结构能在中国作品中获得印证吗？当然也能。如果从古代算起，那么，从《离骚》到《红楼梦》，最伟大作品的背后，也都埋藏着二律背反的两难。
《离骚》中对故国的情感，是留恋还是抱怨？是不舍还是别离？是徘徊于芳草间体味无悔，还是腾飞于九天间沉迷神话？难于痛下决心。看起来最需要痛下决心的地方，恰恰是最为逡巡。这种徘徊和逡巡，便构成《离骚》的基本魅力。
至于《红楼梦》，由于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简直成了两难结构叠床架屋的大汇聚。尤其是书中稍稍重要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单向的，没有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至于那些稍稍重要的情节，又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划分是非，没有一个不是“二律背反”。就男女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而言，谁能怀疑他们的爱情？但谁又能设想他们的婚姻？那么，人世间的至爱到底是什么？没有结果的至爱应该放弃吗？……这种种问题，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下去。正是在这种没完没了的无解中，《红楼梦》问鼎了伟大
。
两难结构有一个巨大的陷阱，让大量有可能问鼎伟大的作品失足其间，结果只能保持杰出，却与伟大无缘。这个巨大的陷阱，可称之为“两难的调解方案”。这种调解方案，是出于世俗心理而在万丈深渊上勉强勾画的安慰之桥。
勾画这种安慰之桥的，首先是评论家。他们首先要安慰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因为他们的天赋和心力理解不了万丈深渊。由于他们长年来的连篇累牍，创造者也渐渐上当了。
例如，美国一些评论家在分析《老人与海》中“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这一大疑问时，知道单向选择是愚笨的，便勾画了一条连接两端的安慰之桥，说海明威这部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在胜利时保持着失败的预感，在失败时不丢失胜利者的优雅。”这两句话在词语上当然不错，但对《老人与海》来说却是一种温和的曲解。明明是无法调和的两大对峙命题，却被勉强“整合”在一起了，结果，以聪明取消了宏伟。
这就像评论《伽利略传》，评论家最常规的说法是，布莱希特塑造了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矮子”等等，硬是让一个人的“自身矛盾”来解释世间人生的共同难题。同样的道理，《红楼梦》所呈示的那种谁也无可逃遁的恢宏困境，也不能缩小为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困境”。迪伦马特为什么故意要把罗慕洛放在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历史大拐点上？他正是要表明，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宏大，不是个人原因。
既然不是个人原因
，那么，不少评论家就会寻找政治原因
、历史原因
，这是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学术著作的主流思路。例如，把《阿q正传》试图解析“国民性”的努力，缩小为“辛亥革命前后浙东农村雇农阶层的生态和心态”，把《红楼梦》研究演变成清史研究。这种分析比“调解方案”更加糟糕，因为一旦把伟大的作品“锁定”在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上，它就成了一种已逝的陈迹，而且是一种“寄生的陈迹”，这就被抽去了那种穿越时间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迟早可以由后人作出结论，从而体现后人居高临下的骄傲。因此，如果把伟大的作品曲解为历史和政治的寄生物，后人对它们也可以倾泻居高临下的骄傲了。读这样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产生的心理效果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隔”。也就是说，把作品与读者、观众隔开，让读者、观众取得一种浅薄的“安全”。
其实，在真正伟大的作品前，一切读者、观众都是无法“安全”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人相关，又永远也解决不了。
记住了，朋友们，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在于它的不封闭。不封闭于某段历史、某些典型，而是直通一切人；也不封闭于各种“伪解决状态”，而是让巨大的两难直通今天和未来。
一般说来，不封闭程度越高，也就越伟大。再遥远的作品，例如古希腊悲剧、《离骚》、《浮士德》，至今仍处于一种没有答案、无法解决的不封闭状态，而且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卷在里边。这就是伟大。
两难结构也是一种不知前途的结构，因此也可称之为“未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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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哲学原理，归结为“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也可称之为“二律背反”。
由于“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设计的戏剧情节，因此这种“背反”是两强共构。如果对峙的两方面有了强弱，那就很快构不成对峙，对峙成了虚假。
只有极少数对峙是永远没有强弱之分的，永远犄角对犄角、针尖对麦芒，才被稀世慧眼发现，并分辨其间的对峙究竟是意气所致，还是“天律”所致。凡是“天律”所致，便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痛痒之处，因此也是大艺术家的投命之处。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几个最高典范，都是两难结构，而支撑两难的就是“天律”。我在前面所举的五例，虽属现代，也是“天律”所致。
两难结构能在中国作品中获得印证吗？当然也能。如果从古代算起，那么，从《离骚》到《红楼梦》，最伟大作品的背后，也都埋藏着二律背反的两难。
《离骚》中对故国的情感，是留恋还是抱怨？是不舍还是别离？是徘徊于芳草间体味无悔，还是腾飞于九天间沉迷神话？难于痛下决心。看起来最需要痛下决心的地方，恰恰是最为逡巡。这种徘徊和逡巡，便构成《离骚》的基本魅力。
至于《红楼梦》，由于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简直成了两难结构叠床架屋的大汇聚。尤其是书中稍稍重要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单向的，没有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至于那些稍稍重要的情节，又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划分是非，没有一个不是“二律背反”。就男女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而言，谁能怀疑他们的爱情？但谁又能设想他们的婚姻？那么，人世间的至爱到底是什么？没有结果的至爱应该放弃吗？……这种种问题，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下去。正是在这种没完没了的无解中，《红楼梦》问鼎了伟大
。
两难结构有一个巨大的陷阱，让大量有可能问鼎伟大的作品失足其间，结果只能保持杰出，却与伟大无缘。这个巨大的陷阱，可称之为“两难的调解方案”。这种调解方案，是出于世俗心理而在万丈深渊上勉强勾画的安慰之桥。
勾画这种安慰之桥的，首先是评论家。他们首先要安慰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因为他们的天赋和心力理解不了万丈深渊。由于他们长年来的连篇累牍，创造者也渐渐上当了。
例如，美国一些评论家在分析《老人与海》中“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这一大疑问时，知道单向选择是愚笨的，便勾画了一条连接两端的安慰之桥，说海明威这部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在胜利时保持着失败的预感，在失败时不丢失胜利者的优雅。”这两句话在词语上当然不错，但对《老人与海》来说却是一种温和的曲解。明明是无法调和的两大对峙命题，却被勉强“整合”在一起了，结果，以聪明取消了宏伟。
这就像评论《伽利略传》，评论家最常规的说法是，布莱希特塑造了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矮子”等等，硬是让一个人的“自身矛盾”来解释世间人生的共同难题。同样的道理，《红楼梦》所呈示的那种谁也无可逃遁的恢宏困境，也不能缩小为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困境”。迪伦马特为什么故意要把罗慕洛放在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历史大拐点上？他正是要表明，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宏大，不是个人原因。
既然不是个人原因
，那么，不少评论家就会寻找政治原因
、历史原因
，这是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学术著作的主流思路。例如，把《阿q正传》试图解析“国民性”的努力，缩小为“辛亥革命前后浙东农村雇农阶层的生态和心态”，把《红楼梦》研究演变成清史研究。这种分析比“调解方案”更加糟糕，因为一旦把伟大的作品“锁定”在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上，它就成了一种已逝的陈迹，而且是一种“寄生的陈迹”，这就被抽去了那种穿越时间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历史过程和政治事件迟早可以由后人作出结论，从而体现后人居高临下的骄傲。因此，如果把伟大的作品曲解为历史和政治的寄生物，后人对它们也可以倾泻居高临下的骄傲了。读这样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产生的心理效果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隔”。也就是说，把作品与读者、观众隔开，让读者、观众取得一种浅薄的“安全”。
其实，在真正伟大的作品前，一切读者、观众都是无法“安全”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人相关，又永远也解决不了。
记住了，朋友们，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在于它的不封闭。不封闭于某段历史、某些典型，而是直通一切人；也不封闭于各种“伪解决状态”，而是让巨大的两难直通今天和未来。
一般说来，不封闭程度越高，也就越伟大。再遥远的作品，例如古希腊悲剧、《离骚》、《浮士德》，至今仍处于一种没有答案、无法解决的不封闭状态，而且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卷在里边。这就是伟大。
两难结构也是一种不知前途的结构，因此也可称之为“未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