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棚里灯暗，就门口一盏白炽灯，灯泡上头落了一层灰，光透不出来，昏昏沉沉的。里头黑乎乎的，只能看见车把上反光，一条一条的，像是水面上的波纹。我推着车往外走，车轱辘在水泥地上“吱吱”响，响得很，在空荡荡的车棚里来回撞。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见离我大概三四十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
白衣服，长头发，个子很高，得有一米八，骨架很大，肩膀很宽，不像女人，像是个男的。那地方黑灯瞎火的，路灯的光照不到那边，就看见一个白影子立在那儿，像一根柱子，一动不动。头发垂着，一丝一丝的，在风里不动。
我心里“咯噔”一下，脚步慢下来。谁没事儿站那儿？那地方什么也没有，没有楼门，没有小卖部，就是一堵墙，墙根底下堆着几块旧砖头。我多看了两眼，心里发毛，推着车往反方向走，绕了个弯，准备从车棚另一头出去。车棚另一头有个小门，平时锁着，那天不知道谁开了。
刚拐过弯，我一抬头——
那个人站在我前头，离我不到十米。
不可能。我刚才看见他在三四十米外，拐个弯的工夫，最多两三秒，他怎么跑到我前头来的？就是奥运冠军也没这么快。那地方没有岔路，没有拐角，就是一排自行车，车与车之间窄得连人都挤不过去。他像是从墙里穿出来的，从地里长出来的。
他站在那儿，白衣服在暗处特别扎眼，像是会发光，白惨惨的，冷冰冰的，像太平间里那种白。头发垂着，遮住了脸，可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那种感觉，不是眼睛看见的，是后脑勺感觉到的，像是有一根冰锥子从后脑勺扎进去，凉凉的，一直凉到脖子根。
我“啊”地叫了一声，声音在车棚里炸开，震得车铃铛嗡嗡响。车把一拧，车轱辘在地上“吱——”地一声，掉头就冲回车棚里头。我骑得飞快，膝盖磕在车把上，生疼。后头的自行车被我撞倒了一片，叮叮当当倒下去，车轮还在转，辐条闪着光。我顾不上扶，拼命蹬，蹬得链条“哗啦哗啦”响。
看车棚的大爷大妈坐在门口的小屋里，门开着，里头亮着灯，暖黄黄的。我冲过去，车都没停稳就跳下来，后轮还在转，车就倒了，砸在地上，车铃铛“叮”的一声。我差点扑到大妈身上，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指甲都掐进去了。
大妈吓了一跳，手里的毛线针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大爷也站起来，手里攥着报纸，眼镜滑到鼻尖上，从眼镜上头看我。
“姑娘，怎么了这是？”
我喘着气，喘得说不出话，胸口一起一伏的，嗓子眼里像塞了棉花。半天才挤出一句：“大妈，我好像看见鬼了。”
大妈的毛线针从地上捡起来，又掉了。大爷把报纸往桌上一拍，站起来往外走。他们陪着我走到车棚外头，左右看了一圈，什么也没有。路灯照着空荡荡的水泥地，照着墙根底下的旧砖头，照着车棚的铁皮顶子。风刮过来，铁皮“哗啦哗啦”响。一个人也没有。
大妈说我看花眼了，大爷说天黑别瞎想，大晚上的自己吓自己。我站在车棚门口，攥着车把，手指头还在抖，车把在手里晃。
可我知道我没看花眼。我从小听我妈讲那个白影子，听我二姨讲那个骑在石狮子上的白影子。我见过她们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那种又怕又说不清的表情，眼睛发直，声音发颤，手指头绞着衣角。我那天晚上的表情，跟她们一样。
我妈后来跟我说，那东西从一九六〇年就跟着她们家了。它在南锣鼓巷的墙根底下跟着我妈，在地安门的石狮子上头跟着我二姨，在和平里的存车棚里跟着我。它像是一直在跟着，一代人跟着一代人，从老房子跟到新房子，从胡同跟到楼房，从六十年代跟到九十年代。不知道它要跟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到底要什么。
它就那么站着，远远地站着，白衣服，长头发，一动不动。
你看它一眼，它就看你一眼。
你再回头，它还在那儿。
hai